方苞提倡“义法”之说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早年曾因文字狱遭到牵累而被囚，然而由于他在文学和理学上有很好的修养，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宠爱，官位不断升迁，成了显赫一时的正统派文人，由他开创的桐城派成了清代文坛上最大的一个流派。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说明两人创作成就都不太大。
桐城派产生时，散文发展已有千年之久，方苞等人以归有光接唐宋八家，上溯先秦两汉，探源六经、《左》、《史》，建立他们的道统和文统。因为前代积累的许多写作经验和理论认识可以供他们参考，因此每当他们叙述一般原理时，也有说得中肯的地方；但他们的目的是在利用这些认识成果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因而按其理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却是充满着陈腐的说教。这些都应该联系他们的政治和时代背景，加以具体的考察。
桐城派的核心理论是“义法”说。
“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但它的内涵与方氏之说不同。《史记》中说的“义法”，只是“仪法”的异写，“仪”即“法”，它是一个同义复词。明代唐宋文派也提到过“义法”之说，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上说：“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它对桐城派的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什么叫做“义法”？《又书货殖传后》说：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前者指内容，内容要充实；后者指文章的条理，有关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这里涉及的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二者应该协调，但“义”是第一位的，“法”是第二位的。《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说：“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说明“法”是随着“义”的要求而改变的。这样的“法”，就不会是什么僵死的教条，学文之时，不致模拟剽窃；写作之时，也不致生搬硬套了。
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说：“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关于《左传》，曾撰《左传义法举要》一文；关于《史记》，也曾举过很多例证。如“伯夷、孟、荀、屈原传”，这些人的突出之处在于“道德节义”，而生平事迹则很简单，因此文章的写作特点是“议论与叙事相间”；如《陆贾传》，于分奴婢装资等琐碎小事都详加记载，如作《萧曹世家》也细书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也不可能记全，因此他在写作《留侯世家》时，只记录有关天下存亡的大事，而把次要的事情略去了。这些“虚实详略”之法，即根据内容的要求而决定题材的剪裁和安排，方苞是有体会的，《与孙以宁书》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规模相称。”这项原则可以适用于以人物为中心的散文写作。
桐城派的最高艺术标准是“雅洁”。
王兆符在《望溪文集序》中称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可见方苞的文学活动就在写作韩、欧式的古文宣扬程、朱的理学，而程、朱理学正是清代法定的统治思想。统治者为了束缚天下读书人的头脑，培养忠实的官僚臣仆，还曾委托方苞主编过几部应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读本。雍正、乾隆都曾下“上谕”，说是作文要以“清真雅正”为准。方苞作《钦定四书文》“凡例”也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桐城派的古文也把这些要求作为最高准则，这与清统治者取士的标准密切一致。桐城派的文风反映了统治者的口味与要求。
钱大昕《与友人书》中引“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后人也一直批评桐城派的古文是高级八股，这个问题应该作些具体分析。桐城古文的内容一般都很陈腐贫薄，而在文章的起承转合、虚实呼应上却颇下功夫，这就必然给人八股腔的感觉。方苞又是写作时文的能手，因此它的古文实践必然受到时文的影响。但从他的主观意图来说，却是界限区分很严的。古文托体甚尊，不同于诗赋等其他文体，不能让尘垢污秽的东西缠绕笔端，应该达到古人立言不朽的标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上说：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其中“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二语，也就成了他们写作上的准则。《书萧相国世家后》说：“柳子厚称太史公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说明“雅洁”的标准也是根据内容方面的需要而提出的。桐城派古文虽因思想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不出宏大的作品，然而他们讲求言简意赅，去俚去俗，一般作品能够做到结构严谨，清顺可读，这与他们理论上的一些可取之处是有关系的。但方苞等人过分强调删繁就简，刊落浮词，由是文章简洁有馀，而又缺少波澜萦回之妙和一唱三叹之音，则是这种理论过趋极端而产生的流弊了。
但方苞为了追求这种“澄清无滓”的风格，在文学语言方面提出了许多要求，则又成了束缚人手脚的清规戒律。他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隐拙斋集》卷四十一《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其后桐城派的后学吴德旋续作发挥，声言“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时文，忌尺牍”（《初月楼古文绪论》），排斥一切已被证明为生动的文学语言，因循保守，维护其士大夫的艺术趣味，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