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发展了正统的文学观
大赋是汉代的重要文体，作者众多，他们积累下的一些经验，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西京杂记》卷二载盛览向司马相如问作赋的方法，虽出小说家言，但对深思好学的一些赋家来说，可以谈出这样的体会。司马相如（？）说：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所谓“赋迹”，是指大赋的形式美；所谓“赋心”，则是对形象思维特点的描述。它说明作家行文之时，想象丰富，构思良苦。《西京杂记》卷三载扬雄之言曰：“长卿（司马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约他们觉得这种感受难以言宣，只能用道家的口吻来表达了。
扬雄（字子云，前53—18）还讨论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他说：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法言·问神》）
作者具有怎样的思想感情，在他使用的语言文字上就会有相应的表现。显然，扬雄要求的是合乎正统规范的思想感情。但他这里用“图画”来说明，则又似乎反映出了他对文学作品形象特点的认识。
汉代文人献赋可以得官，扬雄就以献《甘泉》等赋见赏，但他后来却痛悔少作，称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这是因为他终于认清了赋这种文体不能起到有益的讽谏作用，反而会助长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汉书·扬雄传》中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讽〕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这是鉴于赋本身具有形式压倒内容的缺点而得出的结论。
实际说来，扬雄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合儒家教义的辞赋，因此他又把这类文体的作品分为两大部分。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
前者华丽而合乎法度，后者虽华丽但失之于过度。他对作家的评定后人或有异议，但是这种分析却为后代所沿用。
扬雄常以圣道继承者自居。他把荀子学说中已具雏形的“原道”“征圣”“宗经”之说作了新的补充，这些观点成了历代正统文学思想中的核心部分。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理〕一也。”（《法言·吾子》）
他认为可以引人入道的圣人是孔子。“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吾子》）后代一切阐发圣人之道的学说，差不多都受过它的影响。因此，宋代以来，扬雄一直被列为维系道统的重要人物。
两汉的统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经学上。文学界还受到了经学界墨守师法的风气的影响。扬雄极力强调学习古代经典，他的几部著名作品差不多都是模仿而成的。《汉书·扬雄传赞》说：“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这又开了后代重模拟的风气。
扬雄强调“能读千赋则善赋”（《意林》卷三引桓谭《新论》），并对模拟理论作了多方面的阐发。先秦作品中的语言到了这时已经难以理解，扬雄却认为这正是经典可与天地并列的优异之处。有人对晦涩难解的《太玄经》持异议，扬雄又举《老子》中“贵知我者稀”一语来辩解，这里又可看到模拟大师脱离群众孤芳自赏达到何等可笑的程度。
扬雄的理论反映了汉代文学的倾向和统治者的要求，其后王充起而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