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孔子热心参加政治活动，但仕途很不得意，只得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但培养学生的目的仍在“学而优则仕”。

春秋时政界有“赋诗言志”的风气。卿大夫在外交活动中经常通过吟咏《诗》中的若干篇章，作政治上的暗示，对方理解诗意时，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应注意弦外之音。这就是“断章取义”的做法。孔子以《诗》为主要教材，训练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讨论诗时也就表现出同样的特点：不太注意钻研诗的原意，只是注意诗意的引申与作品的活用，例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问他如何理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几句诗时，孔子就以绘画后加素彩作譬喻，子夏也就联想到为人要用礼来提高修养。从这种不断引申而又归结到政治礼制问题的学《诗》方法中，可以看到儒家利用文艺从事教化活动的特点。孔子还曾给《诗三百》作过“一言以蔽之”的总评价，归之为“思无邪”（《论语·为政》），这可不是说《诗》中没有什么抗激之音和男女欢爱之词，而是表达了孔子对文艺的要求。他认为作品之中不能包含什么“邪”思，也就是要警惕一切异端思想出现的意思。

孔子首先注意的是文学的社会作用。

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所谓“兴”，就是“引譬连类”（孔安国说），并可用以“感发志意”（朱熹说）；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旁人可以从中“考见得失”（朱熹说）；所谓“群”，就是“群居相切磋”（孔安国说）；所谓“怨”，就是“怨刺上政”（孔安国说）。孔子把诗歌作为从政和教育的工具，通过对作品的钻研，考察诗歌的政治作用，看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但他随后又把文学的作用归结到“事父、事君”上去，则又表现出了利用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用心。

孔子在阐述“文”与“行”的关系时，把“行”放在第一位，主张“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学而》）。在他看来，德行是文章的根本，所以他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这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德行，学文才有意义；学文的目的就在表现德行，服务于政治伦理活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学习文学之后，如果还不能处理实际事务，纵然读《诗》再多些，也归无用。

他在阐述“文”与“质”的关系时，曾经多方面地提出过意见。《卫灵公》篇说：“辞达而已矣。”表现出他一贯重视实用的观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则又说明他并不一味排斥文采。总的看来，他已初步认识到内容和形式是互为依存而又相互影响的。《论语·雍也》篇中有一段论及文化修养的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曾对后世起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