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派的改弦更张

在前后七子之间，曾有一个流派起来反对，他们推崇唐宋古文，故有“唐宋文派”之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重视模拟的流派，只是模拟的对象有不同罢了。

这个流派自王慎中（号遵岩，1509—1559）始，至唐顺之（1507—1560）而声势始著，其后茅坤（号鹿门，1512—1601）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对宣传唐宋古文影响颇大。归有光（ 1506—1571）是这一流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个。

唐顺之批评前七子时，嬉笑怒骂，尖锐泼辣。他说七子之文“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答蔡可泉书》），可谓击中要害。李梦阳等人的古文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价值不大。唐顺之服膺宋儒道学，晚年又受王阳明学派中右翼巨头王畿的影响，放言高论，发表种种唯心的见解。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强调作家应是“具千古只眼人”，作品中应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因此他提出创作时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此即所谓“本色”。在另一处他又说：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与洪方州书》）

这种意见，乍看起来似有道理，实则他一味强调伦理道德方面的主观修养，抹杀生活和写作技巧的重要意义，只是重弹宋代道学家的老调而已。他“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与王遵岩参政书》），也就透露出了他的主张的真面目。他要求文章“可以阐理道而裨世教”，目的是在巩固明代摇摇欲坠的政权。

但是后来的人一般认为唐宋文派写作上的成就比前七子的模拟秦、汉古文水平要高些，这是由于二者学习的对象与方法不相同的缘故。王、唐等人也喜欢谈论作文之法。王慎中《与江午坡书》曰：“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言。”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更对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中的“法”作了分析与比较，他认为汉以前之文有“法”，只是这时的文人并不斤斤计较于形式技巧，因此又可说“未尝有法”，前七子看不到其中的“法”，只能从词汇与句法等方面机械模拟，结果成了假古董。唐、宋古文之法则甚严密，他们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唐顺之曾在自编的《文编》一书中对所收的唐、宋古文作过分析，综括言之，即“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也就是一些比较容易掌握的起伏照应的法门就是了。不过唐、宋古文一般“文从字顺”，距明代时间较近，语法、词汇方面变化不大，故而模拟它写出的作品较易为人接受。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其后归有光与王世贞之间更有针锋相对的冲突。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旁敲侧击地骂王为“妄庸”“巨子”，据说王世贞听到后曾解嘲似地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说：“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钱谦益《列朝诗集·震川先生小传》）实则后七子中人至此也认识到了拟古之路不通，但这可不能反证唐宋文派的道路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