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自北周起就开始了反对齐梁文风的斗争，自陈子昂后诗文开始分头发展，杜甫等人奠定了唐诗的一代风貌，在散文创作上则还经历着一段摸索的过程。
早期的古文运动家，有萧颖士（708—759）、李华（715—766）、独孤及（725—777）、梁肃（753—793）、柳冕（生卒年不详）等人。他们一致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反对形式华艳的骈文。他们的理论主张，可以柳冕为代表。
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但是后代的创作却出现了文道分裂的现象，“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淑〕、陈〔寔〕之道，则不知文章”。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是从屈原、宋玉写作哀艳恢诞的文章开始的。自萧、李起，已对屈原有所贬抑，柳冕更称之为“亡国之音”，看法极为片面。他们不能正确认识文学形式的重要性。他们的创作，平铺直叙，成就不大。柳冕自白曰：“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说明早期古文运动家的识见和能力都不高，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到了中唐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变，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并使古文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当时各地藩镇割据，中央政权统辖的地区有限，统治阶级却仍诛求无厌，加重人民的灾难。李唐皇朝利用佛、道两种宗教麻醉人民，给寺院地主许多经济上的特权，这也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并影响到庶族地主的生活来源，于是这一阶层中出现了某些文人，他们根据儒家的教义，强调上下之序，要求稳定统治秩序；强调大一统，要求削平藩镇；并且“牴排异端，攘斥佛老”，从思想上、经济上维护本身的利益。这样，儒家思想也就成了政治和思想领域中最有力的武器。
骈文发展至此，也有成为贵族专用品的趋势。写作这种文体，必须熟悉典故、对仗和声律，而这些形式要素的灵活运用又非素所娴习者不能奏功。限于条件，庶族出身的文人自然略逊一筹，因此他们也要求改革文体，写作散文。古文运动就是在上述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下产生的，韩愈、柳宗元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官至吏部侍郎。政治倾向保守，但也有关心民生疾苦的一面，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纷争中屡遭排挤和打击。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曾经参加过要求改良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后遭旧势力的反击而失败，为此屡遭贬谪，郁郁而终。韩、柳在政治上的倾向有所不同，但在文学上却相互推崇，理论主张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不过韩愈在领导这一运动时表现得更积极一些。
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渊源有自，韩愈在《原道》篇中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里所说的道，仍指传统的儒家之道；这里提到的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后代所谓“道统”。这是为与佛教中的“佛统”之说相对抗而提出的。《重答张籍书》中还把扬雄列于孟轲之后，而他自己则隐然以继承者自居。尽管他的学说有的地方和早期儒家的教义并不一致，但他主观上仍把这种学说作为排斥异端的有力武器，并且狂热地加以鼓吹。柳宗元也崇奉儒家学说，却并不反佛，因而对建立道统可没有什么兴趣。
韩愈勤奋地学习古代经典，并钻研古代文辞。《题欧阳生哀辞后》曰：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按照韩愈的个人历史来看，开始只从事文学活动，后因政治上的原因，方才注意到古代哲理。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可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柳宗元也走着相似的道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两人后来都趋向于以“明道”为写作上首要的任务。
写好古文，必须提高作家的修养，这也是儒家的传统见解。韩愈《答尉迟生书》曰：“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馀。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认为作家以德行为根本，言语文辞是它外部的表现，有诸内必形于外，这自然是受了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影响。《答李翊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上面所说的“内”“实”和“本”，也就是所养的“气”；具体说来，即“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不外乎伦理道德与儒家经典的修养。这里则是借用孟子的养气说而构拟成了有关作家修养的文学理论。
韩愈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论述社会环境与创作的关系。司马迁曾经提出“发愤著书”说，认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钟嵘在《诗品序》中作了更多的发挥，强调“怨者之流”在文学上作出的贡献。韩愈的理论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他作了更为广泛的概括。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
大凡古文家作文，只顾气势浩瀚，不大顾到逻辑严谨。这里韩愈提出的许多事例，道理上都讲不通；他的目的只在为受压抑的文人鸣不平。虽然他也提到了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如禹、伊尹、周公、孔、孟之类，都属“不得其平”的善鸣者之列，而且还有“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的一类人物，但自汉以下断为善鸣者差不多就是各个时代的著名作家了。“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这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抒发其不平之气的例子。其他还有“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的文人，例如孟郊之类，韩愈对于这些穷愁潦倒的文人特别寄予同情，这里有着自己的感触。处在政治黑暗的封建社会之中，一些有理想的、有正义感的文人，经常受到压抑，而一些庶族出身的文人，踏上仕途时，也常受到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击，因此他们也有牢骚和不平。这种情况在旧社会中有着普遍的意义，因而这种理论对过去的封建文人影响很大。
反过来说，一般满足于现状的达官贵人，因为对生活缺乏深切的感受，也就无法产生好的作品。《荆谭唱和诗序》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种意见寄寓着韩愈的切身感受。一般说来，符合封建社会中的实际情况。
从历史上来说，魏晋以下的文章，“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最不足称。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却规定必须用骈体考试，因而六朝文风仍甚猖獗。韩愈《上宰相书》中提到朝廷取士之时“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他对这种制度甚为不满，但为了登上仕途，不得不勉强写作，内心却充满着矛盾。“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及至倡导古文之时，也就不再理会世俗社会的责难与讥议。写作之时，态度极为郑重。《进学解》自云：“沈浸
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柳宗元也有相似的意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因为古文家每自视甚高，故而写作之时决不苟且从事，这里积累下的一些经验之谈，有供参考的地方。
韩、柳的眼光毕竟和早期古文运动者不同。他们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也不否定形式技巧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们的创作能够突过前人的一个原因。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曰：“……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为了文辞上的创新，他们的学习对象并不限于几部儒家经典，而是广泛地向古代的优秀散文作品学习。韩愈在《进学解》中，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都曾叙述过自己的学习活动，上至“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下至以辞赋著称的子云、相如，无不“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屈、宋以下的辞赋并汲取其文采，这是比早期的古文运动者高明的地方。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从事的一种创造。韩愈不但善于继承，而且勇于探索，他用古文的笔法写诗，纵横如意，开辟了新的途径，他还用古文写作小说，这也说明千态万貌的古文笔法，受到过小说的影响。但这种作风却引起了世俗的惊骇。当时的名相裴度早年在《寄李翱书》中就批评他说：“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后学张籍也极力反对，王定保《唐摭言·切磋》曰：“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二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其二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然而韩愈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不为来自上层和后学的意见所动摇。柳宗元的做法则与韩愈类似，也曾写过许多著名的寓言故事，并且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文，对此表示支持。说明他们在发动的这场运动中确是志同道合的盟友。
以上事实表明，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这场儒学复古运动，并非是走历史上的回头路，而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革新。它的重要成果在于恢复了古文的写作传统，并在传统的古文写作手法中灌注进了新的血液。齐梁以来的浮靡文风至此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雕琢过甚的骈文已经丧失了顺畅而恰切地传情达意的功能，语言文字不能很好地起到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韩、柳顺应这种历史发展潮流，要求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写作传统，在文体和文学语言方面进行新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韩愈在有关继承和创新的理论问题上还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俱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答刘正夫书》）
学习古人之时，重在精神上的领会，反对拘泥于形迹，作机械的模拟。因此，韩愈能够汲取前代的丰富养料，结合自己的创造，在古文写作上开拓新的局面。紧接上文他还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也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他的写作宗旨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的文章风格是“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这是他重视创新的具体表现。
但韩愈的文章虽有雄奇之称，其特点可并不在故意标新立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还称赞樊宗师的作品“文从字顺各识职”，要求文辞妥帖流畅。实际上这也是韩文的一个特点。
为了壮大古文运动的声势，韩愈“抗颜为人师”，悉心培植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翱、皇甫湜等人。他们恰好继承着韩文风格的不同方面。李翱喜欢谈论性理之道，《答朱载言书》中说明，“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因而他要“行其行”，“重其道”。但他作为古文运动中的一员，也能重视文学创作的特点，强调“创意”和“造言”，只是他也反对追求“文章辞句奇险”的“尚异”，认为这是“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比起韩愈来，他的文章更趋平正，对宋代的古文运动起着更为重大的影响。皇甫湜也重视创新，《答李生第一书》曰：“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刻意追求怪怪奇奇，也就走到生涩怪僻的道路上去了。韩门弟子中的奇怪一派，由皇甫湜传来无择，再传孙樵，一直传到唐末，在文坛上始终占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