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和豪放派的词论
宋词号称一代杰作，但理论上建树不大，这是因为文人学士把它作为娱玩之具，不想在此“小道”上下大功夫。只是随着词的发展，各种流派的出现，引起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争论，于是在理论上也有了专门的著述。
唐代形成词体之后，经过五代文人的创作，出现了以《花间集》作家为代表的所谓婉约派，到宋初时还为这种词风所支配。其后苏轼崛起，他那豪放的风格，显然和柔靡的婉约派词不同。如何评价这种文坛新物，也就产生了争论。
《后山诗话》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种意见代表传统的看法，对豪放派词表示非议。苏门的另一学士晁补之则起而为之维护，他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复斋漫录》）肯定了苏词的创新精神。
所谓苏词“非本色”，当指其突破传统词风之处。苏词的豪放风格突破了词律上的束缚。这种大胆的创新态度，最为保守派所不满。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其后婉约、豪放两派均有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两派之间的争论也始终不停止。两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对当代各家作了比较细致的批评。她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等人“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阳修、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人能懂得词的特点，但“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都有不足之处。从她对各家作出的评语中，可以看到婉约派心目中最高的美学标准，这就是“高雅”“浑成”“协律”“典重”“有铺叙”，“情致”和“典实”并重。显然，这里反映了文人学士正规的美学情趣。
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强调词的特点，要求与诗、文分开。这里有着合理的因素。因为一种文体形成之后，作家确是应该根据它的特点进行写作，才能使内容与形式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产生完美的作品。但是随着内容的发展，形式也应不断随之变更；死抱住已经过时的标准不放，只能陷入保守的困境。苏词已经经过时代与读者的考验，说明它是词学上的一种发展，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李清照却还要拘守前此的旧音律和纤细的旧情调，说明她的文学思想已经落后于发展中的实际。
李清照是非常讲究韵律的人，她说“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南宋末年词学理论家张炎更有专门的研究，所著《词源》，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词乐。本来词是音乐和文词并重的东西，但他们的推敲韵律却已达到因噎废食的地步，例如《音谱》章中载其父张枢所作“惜花春起早”词，中有“琐窗深”之句，“深”字意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上三字都是平声，只是将齿音改成唇音，但“深”字与“明”字意义正相反，却不以为意了。这一流派由于过度重视形式，带有浓厚的雕章琢句的习气。
张炎对南宋的豪放派作家也有批评，《杂论》中说：“辛稼轩〔弃疾〕、刘改之〔过〕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所持论点与李清照批评苏轼之语如出一辙。
张炎提出词学上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和“清空”，后者是他独创的主张。《清空》中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采，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这种论调实际上反映了婉约派的一次分化。同样注意形式，但如吴文英一派作家，辞语秾丽，结构细密，然失之于晦涩。这种词风由周邦彦开其端，由吴文英承其流，在形式的琢磨上还未达到无斧凿痕的程度。张炎要求提高一步，用疏快的词语表达超尘脱俗的情趣。应该说明，南宋之时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都极为尖锐，姜夔与张炎等人却忙着写作“清空”的作品，说明这些文人都是回避现实问题的上层知识分子。
当时也有一些人对豪放派词表示推崇，例如胡寅在《题〈酒边词〉》中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贱役〕矣”。认为苏轼打破了柔靡的传统词风的束缚。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说辛弃疾、苏轼修养怀抱相同，故而辛词似苏。辛弃疾“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这里范开注意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总结了豪放派的创作经验，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这里点明了苏、辛词的发展，从表达的角度来说，就是融入了散文的手法和写诗的手段，这样也就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开拓了反映现实的新领域。但要说到辛弃疾用经史入词就是什么贡献，则以事实为验证，未必是什么成功的经验。
(1) 风格问题较抽象，这里酌举一些诗句作为例证加以说明。
［拙］杜甫《即事》：“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
［朴］陈师道《示三子》：“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
［粗］薛能《自讽》：“千题万咏过三旬，忘食贪魔作瘦人。”
［僻］孟郊《秋怀》：“商叶堕干雨，秋衣卧单云。”
江西诗派刻意寻求的就是这一类诗句。
按宋代已有人疑《后山诗话》为依托之作，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七引《复斋漫录》也转引了陈氏的这四句话，可证这些意见确是江西诗派中的代表人物陈师道提出的。
(2) 《隐秀》篇原文已残缺，这两句佚文还保存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中。
(3) 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合称“四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