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古代的文人通常喜欢运用“诗话”这种体裁表达文学见解。许《彦周诗话》曰：“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说明这类作品内容很庞杂，而形式却是很活泼的。它是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理论家文艺探索的随笔。可作批评，可作考证，可叙故事，可谈理论。有心得就记下来，略作汇辑即可公之于世。因为它成书较易，故而内容好坏不一。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堪称文学理论上的杰作，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时代思潮的递变兴衰，都反映在这类著作中。后人若要了解一个时代文学思想上的成果，就得从这类诗话中去搜求。一些普通的作品，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诗话，则是精华与糟粕杂存，阅读这样的作品，常会产生“披沙简金，往往见宝”的感觉。至于一些水平低的作品，则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的：“以不能名家之学，入趋风好名之习；挟人尽可能之笔，著惟意所欲之言。”这对诗话中一些庸滥的作品确是一针见血的批评。

唐诗的创作成就极为伟大，但诗人所积累的极为丰富的创作经验却未能及时总结，从现存的一些“诗格”“诗式”“诗例”之类的著作来看，大都偏于形式技巧方面细枝末节上的研讨，专在对偶、声律、体势上下功夫，诸如五格、十七势、二十式、二十八病、二十九对、四十门等等，细碎烦琐，对指导创作未必有什么大的帮助。这类作品经过时代的淘汰，大都湮没了，只有部分著作保存在旅华日僧遍照金刚（法名空海，即弘法大师，774—835）编纂的《文镜秘府论》一书中，借此可见一斑。宋代诗歌创作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喜好理论探索的宋代文人，需要创制一种适当的体裁，对前代和当代积累下来的创作经验加以总结和记录。这项任务首由欧阳修来完成。他在晚年写作《六一诗话》，自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助〕闲谈也”。写作态度似乎还不够严肃，但是这种记叙方式却也体现了宋代诗话的特色：称心而言，娓娓而谈，文笔舒卷自如，读之饶有兴味。这样的著作，不是什么记录崇论闳议的煌煌大著，往往以其精粹著称。《六一诗话》所录条目不多，但已纯属论诗之作。里面偶有率意着墨记忆疏误之处，但也不乏精到的议论。例如其中一则说：“圣俞〔梅尧臣字〕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就对诗歌形象的特点和含蓄的情趣作了很好的说明，因而博得了后人的赞美。这是推阐《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 (2) 二语而提出来的，说明他们对前人的学说有所继承；而从他们所举的一些唐人诗句来看，则又说明他们对唐代有关意境的学说也当有所继承。

其后写作诗话的人愈来愈多，成了我国古代诗文评这一文艺传统中的重要样式。宋代诗话总计约有上百种之多，只是大多数作品已经散佚或有残缺。明、清两代共有多少诗话已经很难统计了。这类著作的内容一般随文坛风气的变迁而推移，例如北宋初年大修史书，因此像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刘攽的《中山诗话》，记载文坛轶事和考订史实的比重很大；苏、黄出现于文坛之后，诗风一变，苏轼博学，好铺排典故成语，黄庭坚更主张以学问为诗，因此北宋中叶以后的诗话对考索用事造语的出处很感兴趣，例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吴幵（？）的《优古堂诗话》、曾季貍的《艇斋诗话》，都是喜欢谈学问的著作。但到南宋中期以后，苏、黄诗的弊端开始暴露，于是又有几部作品出来反对，并对诗歌创作的一些根本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索，例如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都以此著称。这样，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自欧阳修至严羽，诗话的写作也经历着一段提高的过程。轶事典故的记录逐渐减少，文学批评的成分不断增加，它由随笔杂记慢慢进化为较有纲领的理论阐述，从闲谈的小品发展为严肃的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