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说界革命
资产阶级改良派极为重视小说。他们不但钻研理论，而且从事创作。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吸取西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二是看到了人民大众喜爱小说。
梁启超介绍说，过去欧洲各国“变革”之始，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经常用自身的经历或政治的议论写成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对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发生极大的影响。梁启超称这类作品为“政治小说”，并且采取有关中国时局者译之，编成《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改良派的宣传读物。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时要想对群众作宣传，也只能用小说等文体为工具。古时正统的经史、诗文，只能在上层人物中传播，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接受的。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曰：“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为此严复、夏曾佑编《国闻报》时首创附印说部〔小说〕，所拟《附印说部缘起》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小说掌握人心。
但人民大众又为什么这样喜欢小说呢？梁启超的解释是有代表性的。他一方面说“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方面又说，小说有“浅而易解”和“乐而多趣”的优点，所以“人类之普遍性”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梁氏自知破绽很多，因为小说内容千差万别，不一定是“乐而多趣”的。有些人阅读能力很高，但还是喜欢读小说，其他一些通俗文体，如信札、文牍，可也引不起大家的兴趣，这都是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梁启超乃进而作了深入一层的探讨。他说“凡人之性”，常不能满足于“现境界”，而人身能直接感触到的境界很有限，因此常想“间接有所触、有所受”，“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对自己怀抱的想象和经历的境界，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必感人至深。此其二。最后他又总起来说：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种说明，已经进入创作方法的研究：前一类小说，近于浪漫主义；后一类小说，近于现实主义。看来这也是吸取了西洋关于小说的理论而提出的。正像很多资产阶级的小说理论一样，梁启超用抽象的人性论的观点解释读者的阅读心理，并用来说明创作方法的不同，是不科学的。好像每个读者都因不满现实才去看小说，那像前面的解释一样，仍有不能说通的地方，为什么有些很满足于现状的有权有势的上层人物也喜欢读小说呢？
创作方法的不同，应该从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采取不同的虚构方法等方面加以解释。梁启超把这个问题引入理论领域，引起后人的注意和研讨，对推进理论研究起过先导作用；但他本人作出的解释则并不完整，且有错误。
梁启超还对小说的感染力作了分析，认为“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小说能逐渐烘染人心而变化之，受影响的人更影响他人，辗转以至无穷。这是从空间方面说的。二曰浸——“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这是从时间方面说的。三曰刺——上两项指小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力则指小说的刺激作用，“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曰提——前三种感染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则更高一层，能使读者如自历其境，身入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这是更高一层的感染力。这里所作的分析是细致的，对文学作品的形象特点作了种种说明，对艺术的感染力量作了充分的宣扬，从而对推动小说的发展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人咏之曰：“高论千言出胸臆，有如天马无羁勒；稗官小说能移情，不信但看四种力。”（《新小说》第五号登载之《新小说第一号题词十首》第一首）可见其影响之大。只是熏、浸、刺、提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分割的，梁氏强行割裂，或许在不同角度的理解上有所帮助，但读者也只要心知其意就行了。
基于上述原因，梁氏得出结论，说是小说的性质和地位，如空气，如菽粟；从事创作与出版的“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但中国过去的小说内容都不好，“状元宰相”，“佳人才子”，“江湖盗贼”，“妖巫狐鬼”，一切“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无不出于小说，尤其“下等社会”受小说影响，“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率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更使他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威胁。这些地方暴露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人民群众展开武装斗争的一面。
梁启超对我国古典优秀小说也横加诬蔑。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作出了如下的概括，“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这种片面的结论，又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派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否定本国优秀历史传统的错误观点。
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联系到它产生的时代，则还是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近代历史发展到这阶段，对于充斥市场的那些宣扬封建意识的小说，确实需要作一番摧毁廓清的工作。也只有把广大人民的思想从封建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梁启超要求革新小说，有其进步意义。在此之前的小说理论，侧重于一些具体手法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局限。梁启超汲取西洋有关小说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小说的创作方法和美感特点等重要领域进行了研究，把人们对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是改良派在小说问题上作出的贡献。
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小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作用，但若把它说成决定社会政治动向的主要力量，则又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点了。他想把小说从封建文化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它纳入改良主义政治活动的轨道，这样既可发挥他们的特长，通过文化活动争取群众，把社会心理潜移默化地吸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又能保存封建政权内的某些基础。因此，梁启超对这项活动寄予无限希望，他三番五次地说：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