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

　 附录二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

屈指算来，我在南京大学教书已有数十年了。任务多变，开过不少课，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教了四遍，已经算是我开过的课中时间最长的了。其间我写了一篇论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本书《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两本教材《中国文学批评重要专著篇目索引》和《文心雕龙解析》；后二者都没有正式出版，要到将来空闲些时再来考虑如何加工问世。

现在一切都要讲效益。回头看来，这一时期的成果效益不差。《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上，并列作者都是老一辈的知名学者，如高亨、谭其骧、夏承焘、唐圭璋、唐长孺、俞平伯等，而我当时三十刚出头，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削尖脑袋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队伍里钻的。其后台湾杨家骆将此文编入《中国学术类编》（鼎文书局）内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等七书》，罗联添编入《中国文学史论文精选》（学海出版社）、《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续编》（学生书局），改革开放后见到不少台湾朋友，好些人都一见如故，就因读了这篇文章。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的效益也不差。初版八千多册，几个月就卖完了。以后不少人来函索取，但已无货供应。 1986年参加汕头大学举办的韩愈国际学术会议，遇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杨松年先生，承告已将此书列为主要参考书。 1993年韩国学者多人前来南京大学访问，汉城大学的李炳汉先生告知，他曾用此书作教材，其他几所大学的教师也先后告知，他们曾用或至今仍在使用此书作教材。而在前年，韩国全弘哲等三位先生又将此书译成韩文，已由该国理论与实践出版社出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以此作教材，指导学生译为日语，且加注释，最后由其审订，公开出版。鹿儿岛大学高津孝副教授也已将此书译为日文，正谋求出版。

此书曾被台湾崧高书社盗版私印，韩国某出版社又据此私印。为了满足社会上的需要，避免以讹传讹，我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分别于1994年与 1996年由台湾的丽文文化公司和沈阳的辽宁古籍出版社再版。

此书为什么具有这么好的效益？分析起来似有一些问题可供他人参考。

首先是个定位的问题。不论做什么事，总要先考虑对象，写一本书，也应考虑对象是谁。文学批评史的读者对象较窄，连本国一些大学里的中文系都未必开此课，更不要说是中小学或其他单位了。它的读者只能是大学生和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爱好者，以及部分文学理论研究者。但目下学习中文的学生各种课程负担很重，不可能抽出时间来读分量很大的著作。对此我还有另一种体会。年轻时读书，总想找一本纤悉无遗的大书来看，依仗记忆力还好，可毕其功于一役。事后总结，往往效果不佳，读后似懂非懂，记不下多少东西。后来明白，学习确实应该循序渐进，先把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弄懂记住，然后再求提高。贪多务得，往往欲速则不达。

目下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已有一二十种之多，篇幅一般都很大，写大书固有难处，但也有容易的地方。篇幅小的批评史，至今为数很少，也可见其难处。我的《小史》定位在“小”上，确是不够大气，但我追求的是“少而精”，或许正是在“小”上适合了读者需要。有的朋友问我是否还有计划扩展成大书，我可不想动，即使这次略作修订，也不破坏原有格局。

对象既明，就得考虑他们学习时会遇到哪些困难。批评史中有许多术语，现在的人很难把握，这得想办法解决。例如《古诗源》《唐诗别裁》《清诗别裁》的编者沈德潜属格调派，这一名词怎样理解，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又《驳何氏论文书》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说明沈氏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以及他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与七子有关。又如姚鼐在《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提出：“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我解释道：神当指精神，理当指义理，气当指气势，味当指韵味，格当指体式，律当指法度，声当指音调，色当指辞藻；并引谢应芝《蒙泉子》曰：“文以理为主，神以运之，气以充之，酝酿以取味，抑扬以取韵，声贵能沉能飞，色淡而不黯，丽而不耀。”这样就可让读者自行研索，求得正解。我不太喜欢多用理论界常用的术语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名词去解释，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有时嫌不贴切。

有些风格方面的问题，更是抽象，难以把握，我就试用作品去印证。例如江西诗派中三祖之一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不熟悉古代诗文作品的人，就很难理解，我就酌举一些诗句作为例证加以说明。杜甫《即事》：“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是谓“拙”；陈师道《示三子》：“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是谓“朴”；薛能《自讽》：“千题万咏过三旬，忘食贪魔作瘦人”，是谓“粗”；孟郊《秋怀》：“商叶堕干雨，秋衣卧单云”，是谓“僻”。江西诗派刻意寻求的就是这类诗句，读者自可玩味得之。

在历史书中，我很喜欢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范老国学基础深厚，文笔省净，而又见解高，看问题一针见血。评论古人，说好说坏，态度鲜明，不迎合世俗之见。我在写作《小史》时，颇欲效其笔法，只是限于水平，而又受到其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有的地方批评古人过严，例如对江西诗派与黄庭坚的评价就有片面之处。这次修改，适当地做了些纠偏的工作。

文学批评史是建立在历史、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多种学科之上的一门科学。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兼作家与理论家于一身，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很少，纯理论的著作也不多，因此批评史上的思潮起伏，流派纷争，都应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结合文学史而进行阐发，这样或许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写起来也有血有肉些。当时感到中国的历史那么长，要想理清文论的历史发展线索，如何下手，很费斟酌。记得曾经拟过几个题目，对每一个时期文坛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剖析，或许能够执简御繁，先把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阶段的轮廓勾勒出来。我为先秦拟的题目为“儒道两家对文论的影响”，两汉拟的题目是“王充与两汉文风”，魏晋南北朝拟的题目是“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唐代拟的题目是“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宋代拟的题目是“北宋文坛上的派系与理论之争”，明代拟的题目是“王学左派影响下的文坛演变”，清代拟的题目是“新旧交替过程中的王国维”。后因“文革”陡起，这项计划无法实现，写好的一些稿子，只发表了一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革”之后又发表了《王充与两汉文风》《北宋文坛上的派系与理论之争》二文。《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一文，还是为了筹备唐代文学国际会议而重新写作的。

由此可见，我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时，重点放在考察文学流派的递嬗兴替上。我很注意产生各种理论的时代思潮，分析理论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把这放在文学史与大文化的背景下考察。论述的内容，不光限于传统的诗文，明代之后，着重介绍小说、戏曲理论方面的成就，还有一章专门介绍有关民歌的理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关批评史的基本知识，似乎无所遗漏。

上面拟的题目，摊子仍然铺得太大，无法在短期内完成。于是我又把魏晋南北朝和明代的文论列为研究的重点。前者上继先秦，下开唐宋；后者则对近代文学起到滥觞的作用。若能研究好这两个时期的文论，那么对于其他时期的文论也就融会贯通了。这种看法，我至今仍然坚持。

由于其时运动不断，任务多变，涉猎此途的时间过短，因而好多计划无法完成，只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下了一些功夫，线索理的比较清楚，因而还能在《小史》中列出几张表格加以表示。

我年幼时多病，高中、大学阶段长期生肺病，因而体质很差。这时毕竟年轻，读书还算用功，在这四五年内干的事确实不少。当时学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热情很高，而又苦于难以入门，缺乏合适的辅导读物。刚巧我在 1963年时有一个学期轮空无课，我就利用这段时期，每天上午到南京图书馆去看书。这样坚持了半年，也就编成了一本《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篇目索引》。

我对各种著作的版本初步摸了一下，挑选一种常见而又可靠的列于首位，让学生易于借阅。例如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国学基本丛书》、世界书局刊行等诸本，我把《四部丛刊》本列于首位，从中选出《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卷二）等诗文共十九篇，并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梅圣俞诗集序》《送徐无党南归序》《答吴充秀才书》《答祖择之书》等文之前加圈，表示这些文章尤为重要。我还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下提示程千帆、缪琨《宋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有注，《梅圣俞诗集序》下提示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学教研室《历史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有注，《送徐无党南归序》下提示黄公渚《欧阳永叔文》（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有注，《答吴充秀才书》下提示王焕镳《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正中书局）有注。最后我又加按语曰：“欧阳氏诗话后来通称《六一诗话》，单行者有《历代诗话》本、《丛书集成》本等多种，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文的校点本，最便阅读。”其他著作的介绍也大体如此。

这份教学辅导材料，当然谈不上有多高的学术水平，但颇适合学生自学需要，因而也有它的价值。而我通过这番踏实地阅读原作，就对批评史的内容了解得具体多了。这对我后来写作《小史》无疑有很大的好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研究重点转移，古代文论方面的研究不得不暂时放下，只是迫于形势，有时也不得不重弹旧调。例如1984年时复旦大学举办《文心雕龙》国际会议，我应邀参加。会议规格很高，与会者很多是中、日两国与香港地区负有盛名的《文心雕龙》专家，我则过去从未写过有关《文心雕龙》的文章，这次滥竽充数，可也不能太辜负邀请者的盛情，于是我在旧稿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论文《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罗宗强教授于199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会议上还特别提到此文，作为研究刘勰理论特点分析深入的范文而推举。我想此文要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也就是从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本出发，而不去学过去与目下理论界常见的工作方法：介绍一些苏联的或西方的文艺理论来指引，然后征引《文心雕龙》中的文句为例证，从而构成一些与现代理论切近的论文。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提炼，《小史》的写作似有不同，实则同样体现出我的个人特点，即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然后进行理论阐发。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