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的历史作用

宋初文坛上的争论很激烈，经历着多次反复。晚唐之时骈文又很风行，自五代至宋初，文风愈趋浮靡，于是有柳开（947—1000）、穆脩（979—1032）、王禹偁（954—1001）等人起而反对。但到宋真宗时，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为代表的达官贵人用诗歌唱和酬答，编成《西昆酬唱集》一书，自称“雕章丽句，脍炙人口”（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于是诗体又一变。其后有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石介（1005—1045）等人起而反对。石介极力攻击西昆体，说它妨碍天下士子学习经典，“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怪说》）这时唐代优秀的诗文传统有告中断的危险，上述诗文革新运动者乃起而搜辑李、杜、韩、柳的作品，要求恢复李、杜诗风与古文的写作。他们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柳开曾自名肩愈，字绍元，以继承韩、柳为己任；后改名为开，字仲涂，则又以为能开圣道之涂。穆脩一生贫困，而自觅得韩、柳全集之后，想方设法地刻了出来，自己拿到大相国寺中去设摊出售。于此可见这一批人对于复兴古文何等热忱。石介也推尊韩愈，称之“为贤人之至”（《尊韩》），可与孟轲、荀况、扬雄、王通并列而又过之。他们都把思想家和文学家混为一谈，于是道统同时也就成了文统。柳开《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理论奠定了后来文道合一的方向。

韩愈的文章本有怪怪奇奇和文从字顺的两个方面，宋代古文家继承了后一作风。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只是他受皇甫湜一派的影响很深，行文尚不免有艰涩之病，其后的古文家起而力矫此弊，形成了宋代文学的新面貌。王禹偁说：“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答张扶书》）梅尧臣论诗则曰：“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这种重视平易畅达的文风的言论，曾对后来宋代诗文的发展起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