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诗论和江西诗派的形成
苏轼门下诗人很多，其中以黄庭坚对后代的影响为最大。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一号涪翁，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曾追随苏轼反对新法，因而遭到贬谪，闹得意志消沉，接受了佛家消极避世的思想，从政治斗争中退缩了下来，专在诗文上下功夫。因为他在诗歌的形式技巧（例如韵律的安排等）上也有不少创造，大量写作所谓“拗体”诗，赢得了很大的声名，因而当时的品评者即以苏、黄并称。
苏轼重视创新，《诗颂》曰：“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周紫芝《竹坡诗话》引）因此他的创作直抒胸臆，信笔直书。黄庭坚也注意创新，而“悟抉章摘句为难，要当于古人不到处留意，乃能声出众上”（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引《西清诗话》），却是走着生僻的小路，追求出奇制胜，以人巧胜天工。这种方向，容易把人带向形式主义的歧路。
黄庭坚主张“在古人不到处留意”，结果却受到了古人的无形束缚。首先就得注意古人的文章有哪些题材还不曾写过，有哪些材料还可补充。这样势必把钻研古籍视为成功的捷径。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杜甫叙述创作经验时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他在诗歌上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还在于经历了社会的变乱，广泛地接触了现实。黄庭坚以读书为创作成败的关键，“以学问为诗”，却把创作活动导入狭隘的境地。这类诗人填塞典故，连缀奇字，迎合某些上层文士的趣味。这样的创作，内容必然贫乏，成就必然受到局限。
如何利用古人的材料，花样翻新，黄庭坚还提出了两项具体的主张。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所谓“换骨”，就是不改变原来的诗意，另用其他语句来表达；所谓“夺胎”，则是依仿前人诗意而改作之。换句话说，“换骨法”注意在文辞上加工改写，“夺胎法”注意在文义上引申发展。黄庭坚认为人的才能有限，不可能广泛地反映外界事物，因此只能追随于若干有成就的作家之后，跟着他们向已被证明为走得通的平坦大道上走去。黄庭坚的本意是在利用或借鉴优秀的文学遗产，推陈出新，构成新的意境和句式。他本人精于此道，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学之者众，不免泥沙俱下，才力低下者，也就难免蹈袭之弊了。金代王若虚批判道：“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语虽尖刻，却也不能不认为他说出了部分事实。
应该说明，点窜前人语句而成诗，也是古人常用的手法，并不是从黄庭坚开始的。例如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诗中有句云“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杜甫《宿江边阁》诗中有句作“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仇兆鳌《杜诗详注》曰：“何仲言诗尚在实处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转换一二字间，便觉点睛欲飞。”但宋代之前的人于此只是偶尔为之，并不以此见长，黄庭坚却把这种手法总结成理论，作为写诗的诀窍，告诫后人，这就是一种容易滋生弊病的理论了。
黄庭坚也提到了关于诗文内容的问题。他曾再三嘱咐后辈要留心经术，并在《与王观复书》中提出学习“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的主张。这是因为杜、韩两人自此之后关心现实的倾向有所减弱，更多地注意形式技巧的缘故。黄庭坚专挑两人后期的作品供人学习，正好表明他的喜好和倾向。
这是一种消极避世者的诗论，但他适合一般兼具学者与文士双重身份的封建文人的脾胃，因而直到晚清之时，遵照它的原则而写作的人代代弗绝，而在南宋之时影响尤为广大。那时国势很弱，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文人之中，只有个别人物还有一些蓬勃的气概，一般文人却都显得柔弱萎靡。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对人生缺少真切的感受，但却还要吟诗作文，这就只能钻研技巧，从古人的作品中去寻找生活。因为他们的创作源泉枯竭，只能在书本与技巧上下工夫，黄庭坚的学说既有理论又有具体方法，最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而根据这些原则写作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流派。
南宋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刻《江西宗派诗集》一百一十五卷，列陈师道以下凡二十五人（其后几家记载人数不一，有的多到二十七人），于是文坛上正式出现了江西诗派这一名称。似乎这是一个地方性的诗歌流派，其实不然，例如陈师道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韩驹为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都不是江西人，因此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指出它的组成是“以味不以形也”，也就是说这些人物是因诗歌风格一致而被视为同一流派的。其后元代的方回在《瀛奎律髓》这部诗歌选集中更提出了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卷二十六“变体”类中云：“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馀可预配飨者有数焉。”这里遥推杜甫为“祖”，而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实则陈与义的诗风与此流派不同，杜甫的气派和生活道路更与这些诗人不同，江西诗派的后辈所以虚尊之为祖宗，除了在形式技巧方面个别地方确是有所继承这一原因之外，主要目的可能还是在于抬高这一流派的地位。陈师道则对作品风格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后山诗话》） (1) 由此可见江西诗派中人自鸣孤高的心理和对形式技巧问题的注意。
其后江西诗派的某些作家在理论上还曾作过一些补充。曾季貍《艇斋诗话》曰：“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关键〕，要知非悟入不可。”徐俯“中的”之说未详。陈师道的“换骨”说见《次韵答秦少章》诗，中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说明关键在一“时”字。学习的功夫既深，一旦变化，便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是谓“换骨”。韩驹“饱参”说的原理与此相似，《赠赵伯鱼》诗曰：“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这种玄虚的论调，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实际上只是说明不应死守一家一派，应该多方面地学习，一旦得到启发之后，则可深知写作诗歌的诀窍，写作之时自能挥洒自如。这些地方说明江西诗派的作家也有建立个人独特风格的要求，但他们却以学习前人作品为成功的关键，因而拘守家法的人始终不能摆脱“以学问为诗”的错误见识。吕本中在《童蒙训》中也提倡“悟入”，而又强调“悟入必自功夫中来”，也就是说“饱参”之后始能“悟入”。他的所谓“活法”之说则见于《夏均父集序》，中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如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引）。看来此说似曾受过苏轼学说的影响，但二者的精神却已有很大的不同。苏轼的理论重点在创造，吕本中则着重在“不背于规矩”；前者超越于个别字句而自“出新意”，后者追求技巧而胶着于个别文字。吕本中在《童蒙训》中论“响”字等问题，认为不但七言诗中第五字要响，五言诗中第三字要响，“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可见江西诗派中人即使在讨论活法之时仍然着眼在个别的字上，这就不免时而死于句下了。
“活法”当然是与“死法”相对而言的。俞成《萤雪丛说》卷一中有一段话，就个别字句解释死活二法，可以参考。他以为“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可见所谓活法，只是能点化“古人陈迹”中的句语就是了。这类诗人还是恪守“夺胎换骨”等基本原则，自以为能变化创新，实则何尝超出“规矩”之外，只是用了一种灵活的“蹈袭”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