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创作论

刘勰反对辞藻浓艳，但重视形式华美；他反对雕琢堆砌，但重视写作技巧。他的理论毕竟带有南朝文人的共同特点，只是在此基础之上要求自然，反对过趋极端罢了。

在他看来，写好文章自有方法，“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总术》）。掌握方法的人，犹如棋手进退自有道理；不懂方法的人，犹如赌徒输赢全凭侥幸。

为做好创作前的准备，刘勰提出了三准说。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镕裁》）

这项方法是：（一） 根据文情选择适当的文体；（二） 酌取与内容有关的材料；（三） 提炼词句而列出写作重点。这些工作完成以后，正式动笔，因为在文体和材料的采择上作了精心的研究，层次安排上有了总的考虑，表达之时必然左右逢源，条理井然。

一篇文章，应该含有哪些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附会》）

他用人的身体作比喻，将情志即思想感情比作灵魂，也就把内容放在首要的地位，但他把事义、辞采、宫商也突出地作为形式的重要部分，则又是南朝文人的一般见解了。

刘勰对这些形式要素都有专门的研究，也曾提出过一些宝贵的意见，例如《事类》篇中说：“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声律》篇中说：“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丽辞》篇中说：“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迭用奇偶，节以杂佩。”这些论点都有反对当时文学过分追求形式的用意，贯彻了要求形式华美但不失“自然”的主张，说明他的认识与当时的人还有差别。

刘勰认为写作之时应该采用夸张的手法，它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须“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既有节制又不违反情理。这里他仍以经书中运用夸饰的例子作为标准，因而在具体分析其他各家的作品时还有许多不恰当的评论，但却不像王充那样忽视文学的特点，一味排斥，在理论研究中有了进步。

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刘勰思想方法上的特点。他在讨论创作上的某个具体问题时，总是详细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所发生的两种不同倾向，然后取长补短，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提出一种“折衷”方案。《总术》篇中论及不同类型的作家写作上的特点时，也取两两相对进行比较的方法，说是“精者要约，匮者亦尠；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 (3) 说明他对精博、辩奥这两对不同类型的文人无所轩轾，只是提醒人们避免与此类似的尠繁、露曲两对弊病。《镕裁》篇说：“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则对“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也持无所轩轾的态度。但魏晋南北朝的文风，自陆机“缀辞尤繁”之后，这方面的弊端已经成了创作上的主要祸害，因此《镕裁》篇在结束正文时又说：“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批判锋芒侧注于当代文学中的繁滥之作。由此可见，刘勰的“折衷”态度并非一味调和，而是自有其主见和宗旨，它与现代哲学术语中的“折衷主义”一词是根本不同的。

文章怎样写得精练？如何用少量的笔墨去反映外界纷纭复杂的事物？刘勰是把表达问题放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统一起来考虑的。《物色》篇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说明作家必须遴选最有表现力的词汇，对事物富有本质特性的现象作集中的刻画。这不但是对抒情诗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一切文体写作上的要求。《总术·赞》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就寓有这层意思。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写作方法上的典型化理论吧。

刘勰在创作问题上的论述很多，由于他的结论很多地方是从骈文写作中总结出来的，因而有些具体的经验不大可能直接加以运用，但是其中一些基本原则的阐述，接触到了写作上的一般规律，对汉语的特点也有科学的分析，它对后代仍能起到参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