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文赋》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地区）人。吴亡仕晋，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后事成都王司马颖，在八王之乱中兵败而为颖所杀。
陆机是西晋最负盛名的文人，太康文学的代表。自司马氏夺取政权后，政局动荡不已，文士常遭杀害，由是注重经世的儒学衰落，玄学崛兴，文学趋向注重形式。陆机的《文赋》，就是在西晋文人重视技巧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在赋序中有说明。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以〕曲尽其妙。
如何写好文章，方法千变万化，其间利弊得失，可以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有所了解。困难之处在于“意不称物”，即文意不能很好地反映外界事物；“文不逮意”，即文辞不能完美地表达文意；所以他要写作这篇文章，希望有助于解决行文“能”事。
陆机首先论述了作文的动机问题，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颐情志于典坟”〔传说古代有《三坟》《五典》之书，这里泛指典籍〕，“游文章之林府”，即从古代的文献和作品中得到启发，这自然是传统的见解；“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则带有个人炫耀家世的用意，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将，先辈的业绩也激励着世族文士的写作要求；“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强调感物起兴，则是接受了前代的理论成果。《乐记》中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种美学观点，曾在后代文艺领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陆机对此作了具体的申述。魏晋南北朝人一般都很重视自然景物的变化和文思的关系。
陆机详细地讨论了构思问题。他从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想象谈起：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连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作家惨淡经营之时，想象活动正在紧张地展开。在陆机的笔下，这种思维现象过于神妙，它迅疾飘忽，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在文思涌现之时，所要表达的感情越来越明确了，所要反映的事物越来越清晰了。这里陆机对想象活动中塑造形象的问题作了描述。因为作家的构思过程中一直浮现着具体的形象，因此这种理论已经掌握到了形象思维问题的本质特征。
大约总是由于魏晋文人注意描写自然景物的缘故吧，《文赋》中曾一再提到形象问题。下面一段文字说得尤为明确：“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
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员〔圆〕，期穷形而尽相。”它的直接影响表现在推动了咏物诗和山水诗的发展。这里还未触及文学作品中更为重要的人物形象问题，但在探讨文学特征的过程中却也跨出了一大步。
再从表达来说，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不管怎样，陆机认为应以内容为主，文辞为辅。以树木为喻，亦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有的文章，“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而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也就不能算是美文。陆机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所批判的现象也是应该注意避免的，但他自己的作品却在一定程度上患有此病，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了。
接着他还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写作特点问题。这与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体裁有关。
……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和曹丕的学说比较，陆机的理论已有新的发展，他不但把诗、赋提升到各种文体的前列，而且作了更为细致的论述。内中诗、赋两种文体的说明，对南朝文学的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诗的写作应该“缘情”〔修饰感情〕“绮靡”〔华美〕，赋的写作应该“体物”〔刻画事物〕“浏亮”〔清明〕，当是总结了五言诗和小赋的艺术特点，而又给这两种文体明确地规定了具体要求。在这之前理论家们大都信奉“诗言志”说，陆机扬弃了这种儒家正统诗论，突出诗歌中的感情要素，更为符合抒情诗的艺术要求；而且强调诗歌语言华美，也符合文学形式的特点。只是建安之后的文人以诗歌为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文学正趋向于追求形式华靡，太康之后此风越演越烈，陆机的理论正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评《文赋》曰：“‘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说明陆机总结赋的特点时并非针对两汉大赋而言，而论述诗的特点时却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下面一段文字对南朝文风的形成关系尤其巨大。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
由于“尚巧”，南朝文学大都不很自然；由于“尚妍”，南朝文学一般趋于浮艳。“音声迭代”之说，则对声律论的创立有所启示。陆机对我国语言文字的音乐性和声调规律已经有所感受。
陆机用了很多笔墨，讨论写作的具体方法，中如突出警句等项，如能适当对待，则有助作文；如果一味追求，则又会产生弊端。他提出“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强调独创，并反复申述，只是他的作品以模拟著称，这也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地方。
综上所述，可知陆机对文学技巧的论述虽有某些不足之处，但也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地方。他能了解到写作上的灵活多样，并不把这说得很死，“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只是他在这些地方却又发挥了庄子的学说，过分夸大了写作经验中的精妙之处，“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则是又让本可言说的写作问题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陆机思想上的迷惑可能跟他“未识夫〔文思〕开塞之所由”等问题有关。“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这也就是灵感的问题了。每当文思来时，“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而当文思去时，“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似乎作者本人也无法控制。“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实则灵感问题虽似神秘，也与平时的努力与修养有关。“多悔”的文章，必定是由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准备不足；“寡尤”的文章，则在平时定然已经准备了诞生的条件。陆机未能正确解决这项问题，就有可能把创作经验中的灵感问题引入不可知论；不过他能坦白承认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态度还是诚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