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些原则

孟子也以参加政治活动和从事教育为要务，但他处在战国时期，“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衰歇，而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大家习惯于引经据典时曲解《诗》意，证成己说。孟子既以教学为职志，就应驳斥其他各家提出的不同解说，并对讲解作品提出一些基本原则。例如战国时有舜作《小雅·北山》的传说，《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而且《墨子·非儒下》和《韩非子·忠孝》篇中都有“舜见瞽叟，其容造〔蹙〕焉”的记载，说明当时广泛流传着舜把尧和瞽叟作为臣子看待的传说，而这却是严重地违反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此一当咸丘蒙提出这个问题时，孟子立即加以驳斥，并进一步申述道：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这就提出了解释作品的一项原则，那就是不能拘泥于个别字句，应该根据整篇作品的内容，注意文学的特点，考虑到夸张手法等方面的问题，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才不致歪曲作品原意。

当然，如果光凭读者个人的“意”而逆探作者的“志”，还会出现莫衷一是的情况。孟子曾经提出另一种叫做“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虽然没有明说它与上一学说有无联系，实际上却是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孟子认为“尚〔上〕论古之人”时：

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

这里他又认为：若要理解作品，还应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环境，这样可以起到防止主观臆断的作用。

这些学说，对于指导文学批评的开展，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却不是说孟子本人批评作品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他在援引《诗》《书》之时，仍然不免时常故意曲解文意，说明他本人还是不能摆脱时代风气的局限，做到言行一致。

孟子还曾提出“养气”之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这种强调内心道德修养的意见，也对后代文人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从创作方面的表现来说，则又与文章的气势等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