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和风格的问题
《镕裁》篇说：“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刘勰研究文学问题常从分析文意、文辞两方面着眼。
怎样算是好的文章？刘勰对内容与形式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前者应该“意气骏爽”“述情必显”，此谓之“风”；后者应该“结言端直”“析辞必精”，此谓之“骨”。一篇好文章，应该做到：语言劲健有力，结构紧密简练，思想感情蓬勃开朗，从而体现出一种动人的感染力。“风骨”是对每一种作品总的美学上的要求。
刘勰引用了曹丕的文气说，说明气与风骨的关系。“气”是作家内在的东西，它是风骨内在的生命力。如用飞鸟比喻，风骨有“气”的作品，才能如“征鸟之使翼”；但是辞采一项也很重要，它像飞鸟的羽毛，“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由此可见：气决定风骨而尤与风有关，采附于风骨而尤与骨有关。但刘勰也反对过分堆砌辞藻的文风，“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只有那种“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作品，方称完美无瑕。
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的这项要求，曾对后代起过巨大的影响。他称建安文学“梗概多气”，也就是肯定了建安风骨。唐代文人要求继承这种传统，其他朝代的人也常用以反对浮靡文风。
刘勰还在《体性》篇中讨论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文章开头说：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作家的个性是由先天的“情性”和后天的“陶染”决定的，“情性”之中包括“才”“气”两项因素，“陶染”之中包括“学”“习”两项因素。“才”决定“辞理”，“气”决定“风趣”，“学”决定“事义”，“习”决定“体式”，四者情况不同，文章的风格也就千差万别。刘勰又依性之所近归为八类。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在这八种风格之中，他对新奇和轻靡似有贬斥，这也是他反对当时不良文风的表现。
作家的个人风格虽由个性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作家只要“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顺应先天、后天的情势，不断加以锻炼，也就可以“会通合数”，掌握写作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关键。
和曹丕等人的风格论比较，刘勰的学说已有很大的进步。他不但对风格的成因作了分析，而且根据不同风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了概括。其间尤为重要的是，他已不像曹丕那样一味强调才性的决定作用，而是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意义。《事类》篇说：“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但他仍把先天作用放在首位，这也是理论上的不足之处。
总结上言，可列表以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