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界革命

除散文之外，改良派中人物还进行过“诗界革命”。梁启超事后追忆道：“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饮冰室诗话》六十）例如谭嗣同诗《金陵听说法》有句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是caste的译音，今译种姓，即印度世袭的阶级制度；巴力门是parliament的译音，即英国议会。这类作品，忽视诗歌的特点，所用的词汇和语法不中不西，生吞活剥，外人自然“无从臆解”。他们滥用新获得的知识，杂凑成章，只表现其崇拜西方文化的热忱而已。

谭、梁等人后来写的作品，虽不像前期幼稚，但成就总不大。资产阶级改良派中，诗歌创作上成绩最好的人，当推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曾经出使日、美、英等国，了解到“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邱菽园书》）。因此也想运用诗歌宣扬“维新”的主张，通过创作积极参与当前的政治斗争。《与梁启超书》自述志趣道：

意欲扫去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

若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具有独创的精神，力避拟古剽袭，力戒空洞浮泛。但在当时的人来说，大都见识固陋，缺乏创造性。他在少年时代写的《杂感》诗中说：“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这是多么迂腐的见解！黄遵宪认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则是一种识见通达的主张。当然，诗并不以“古斓斑”为贵；用“我手写我口”的方法作诗，不应该存心求名于千载之后。这种意见，用来反对盲目崇拜古人的陋习，倡导一种与口语一致的通俗易解的新诗，则有其进步意义。

黄遵宪在少年时期已有“别创诗界”之志。《人境庐诗草自序》曰：“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里提出的四项原则，一、三两项偏重于内容，即继承《楚辞》、乐府等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写作有寄托的作品。二、四两项偏重于写作方法，即突破前人的诗歌格律，运用散文作法做诗。这是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出的主张。后来他在《与梁启超书》中说，报中有韵之文“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亦即此意。后代社会生活的内容比起前代来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和新问题，如果再依过去的调子写作，已经不能再适应了，必须采用更自由的表现方式才能应付。

黄遵宪的这些新鲜意见，显然受到民间文学的很大影响。他重视家乡的民歌，也喜爱日本的民歌，先后笔录和摹写过《山歌》《都踊歌》等好些作品。而在伦敦作外交官时，曾于所写山歌后题记曰：“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民间歌谣中健康的内容和自由的形式，对他的作品都有影响，这在理论上也反映出来了。

黄遵宪在突破旧诗格律的束缚方面作过很多尝试，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就是带有民间歌谣特点的作品。与前相较，面貌很新。但总的说来，他还不能遵从口语内在的音乐性，彻底突破旧的程式，真正从事诗界革命。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仍是一些解放了的古诗。这一流派中的理论家梁启超标榜他们的作诗宗旨曰：“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六十三）在他们这一批人中，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梁启超称他“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似乎已经实现了诗界革命的要求，然而黄遵宪在与严复的信中说：“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说明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和创作都还没有能够开创崭新的局面，只在“旧风格”中求变而已。这和他的政治活动一致，只是起了“维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