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对民间歌曲的评述
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他们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情深意挚，富于生活气息。它灌溉着诗坛园地，给予文人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学上的许多次重大发展，都是跟一些民间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诗经》中的民歌部分给予后代的影响，这里可以不多说了，南朝之时吴歌、西曲盛行，曾给鲍照、汤惠休等一些注意民间文学的文人以影响，从而促进了五、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赞赏巴山楚水之间的民谣，模拟其创作，促进了词体的形成。这些例子说明，有见识的文人应该注意吸收民间文学中的新鲜养料，作为借鉴，推动文学的发展。
明代的民间文学创作极为繁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中说：“自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靖〕、隆〔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可见当时民间歌曲风行全国的盛况，决不是那些只在少数文人之间流传的拟古派诗人的作品所能比拟的了。当时就有很多热情搜集民间歌曲的人将之汇辑成书，例如著名的通俗文学工作者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1574—1645）就刊有《挂枝儿》（一名《童痴一弄》）、《山歌》（一名《童痴二弄》）二书，其他散见于明清人的曲选、笔记、杂著等书中的民间歌曲，数量也不在少数。说明民间歌曲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
有的文人随即提出，明代文学应以民间歌曲为代表。卓人月曰：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
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论点，因为他是把民间歌曲和文人作品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过去的正统文人总是把民间歌曲看作下里巴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明代的这些文人却一反“常”态，他们又为什么这样热情地赞美民间歌曲呢？有趣的是，那些拟古派的著名诗人也自惭形秽，贬损自己的作品，转而推崇民间文学。李开先《词谑》论时调曰：“有学诗文于李崆峒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崆峒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跃如获重宝。即至崆峒处谢曰：‘诚如尊教。’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说明民间歌曲的最大优点就在一个“真”字。拟古派诗人的作品之中缺乏真实的思想感受，只能“以假人言假言”，因此李梦阳不得不承认“真诗乃在民间”，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也重申：“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
民间歌曲又为什么会有“真”的特点呢？
因为劳动人民身受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都使他们感受到痛苦和不平，需要通过亲自创作的文学作品来宣泄。统治阶级还用礼教作为枷锁，束缚人民大众的爱情生活，精神上的折磨也使他们增加了思想上的郁结，于是反映广大人民思想感情的民间歌曲广泛流传起来。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呓〉引》曰：“夫迫而呼者不择声，非不择也，郁与口相触，卒然而声有加于择者也。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非劳人思妇为藻胜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这就把文人之中无病呻吟的常见病清楚地映现出来了，特别是在虚假的作品充斥文坛的明代。
文人写作诗文常有名利观念存于胸中，因而总是不能真实地抒发内心深处的感受。还有一些装模作样的正统派文人，更是时时不忘名教二字，以此作为沽名钓誉、猎取利禄的手段，他们的作品，臭腐之气扑人。民间歌曲不然，它无所顾虑，无所企求，无非只是想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想法就是了。冯梦龙《序山歌》说：“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那些抒发男女真挚爱情的民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更是具有冲决罗网的战斗意义。冯梦龙是受李贽影响很深的文人，他的重视民间文学，也是他先进思想的一种表现。时至明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思想也得到了更多的反映。民间文学中的不少作品，正是反映了社会上的这一新鲜因素。
而在明代文坛上，文人好尚门户之争，此起彼伏，贯彻终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论诗不分感情真假，水平高低，入此门者即为同志，模拟此格调者都是杰作，这也是妨碍诗文发展的重重陷阱。民间文学中不存在这些问题。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戴名世《吴他山诗序》中也说：“世之士多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义意者之少也？盖自诗之道分为门户，互有訾謷，意中名据有一二古人之诗以为宗主，而诋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诗皆出于有意，而所为自然者，已汩没于分门户、争坛坫之中，反不若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出于自然，而犹有可观者矣。”这里指出了有意为文和无意为文的差距，是有见地的。
明代文坛上出现的许多新现象，促使文人更多地向民间文学学习，于是在通俗文学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戏曲、小说等理论也蓬勃发展起来。此时传统的诗文创作日趋衰殆，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有识之士转而注意民间歌曲，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也使传统的诗文增加了一些生气。公安派的活动，就曾从民间歌曲中汲取养料，才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些新的面貌。袁宏道《与伯修》书中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但这也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虽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但只学习其脱口而出的一面，成就不太大；其后有“诗界革命”起，黄遵宪等人注意向民间歌曲学习，进而模仿其句法结构，取得的成就就要更可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