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严重削弱，各地藩镇割据，朝廷之内宦官专权，朝臣结成朋党，相互攻讦。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越发激烈。这时有些文人利用文艺武器参与政治斗争，他们写作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希望缓和各种社会矛盾，重新巩固中央政权。这就是在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人物，曾对各种黑暗的政治现象展开过斗争，遭受过迫害。后元稹转为依附宦官，官至极品；白居易也壮志消沉，“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上风，官至太子少傅，晚期的文学活动也就减少了光彩。下面介绍两人早期的文学活动中的一些理论主张。
在唐宪宗之前，已经出现过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在元、白看来，李白不如杜甫远甚。元稹是从诗歌形式方面着眼的，认为“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杜〕藩翰”（《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叙》）。白居易更从诗歌传统方面加以论证，认为“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可传者千馀首，而像《新安吏》《石壕吏》等可以数得上的优秀作品也只有三四十首（《与元九书》），他要大力写作这类有补现实的作品。这种批评标准未免过于狭隘，元稹贬斥李白更有过分之处，都曾受到他人的讥议，但是这些理论却是有感而发的。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要求写作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表现出关心政治的特点。
元、白要求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继承杜甫写作新乐府的传统。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作了说明，“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而乐府诗的写作，还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例如古有《饮马长城窟行》，后来的作品大都不出吟咏征戍的范围。其后有人“寓意古题，刺美见〔现〕事”，例如曹操作《蒿里行》，虽沿用古乐府的题目，但所歌咏的都是汉末的事情，这种方式比起前一种来已有进步，只是题目与内容不称，仍未彻底突破程式。杜甫作《悲陈陶》《哀江头》等乐府诗，“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绅〕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写作这种新乐府诗，更能有力地起到抨击社会现实的作用，在诗歌形式上也是一种解放。
元、白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们通过创作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要求，元稹自述创作动机说：
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馀，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叙诗寄乐天书》）
魏晋南北朝人论述文学的创作动机时，经常提到“感物”一词，强调自然景物的感染力量。但到南朝后期，也已有人论述过社会人事的激动人心，并且出现了感“事”的新观点。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曰：“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只是这种理论偏重于个人的遭际与感受，文人的视野还是狭窄的。元、白等人论述诗人的创作动机时，强调“感事”而作，则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事件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元稹的上述论点中可以看到反映社会事件在创作上的首要意义，白居易更作了多方面的论述，《策林·采诗以补察时政》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伤唐衢》曰：“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秦中吟序》曰：“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他把“因事立题”的《新乐府》定名为“讽谕诗”，这些都是对于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的。白居易总结他的认识成果，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当〕为时而著，歌诗合〔当〕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白居易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了文学的能动作用。魏晋南北朝人虽然也曾提出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但在论述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时，却总是强调政治决定文学，而对文学能反作用于政治这一点认识不足，因此常把文学创作说成是被动的产物。白居易突破了前人的成说，认为利用文学干预现实，可起改良政治的作用。《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曰：“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矣。”说明诗人发挥褒贬美刺的威力，可对政治起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有补现实的作品，首先必须符合现实情况，他再三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这些理论都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论述文学的社会意义时，必然首先注意内容的是否有益，而把形式的华美放在次位。“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这种有“虚美”“愧辞”的作品，“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策林·议文章碑碣词赋》）。这样善恶、真伪不分，只能起到有害的作用。白居易反对晋宋以后的文学，也是为了这类作品只有文辞之美而缺乏有益的教育价值。“至于梁、陈间诗，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与元九书》）。这样的创作传统当然必须彻底抛弃了。
白居易最推崇六经中的《诗》，因为：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
这里他用植物的生长比喻创作过程，也说明了诚于中而形于外的道理，生动具体，很有说服力。他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则是说明了作家的创作与修养的关系。
由上可知，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继承着儒家的传统。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稳定与巩固朝廷的政权，由此他注意到了民生疾苦的问题。他在担任各地行政长官时，曾经做过一些好事，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也曾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要求改变现实，并主张恢复周代的采诗制度，将各种弊政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映给统治者知道。《与元九书》曰：“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他要继承风雅比兴的传统，因此他的创作：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实际说来，为君而作就很难为民而作，在他或许还觉察不到其中的矛盾，因为古代文人常是主观地希望通过文学作品调和上下之间的矛盾。《新乐府·采诗官》曰：“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上流下通上下安。”这种理论仍然是从《毛诗大序》中发展出来的。但他的讽谕诗“意激而言质”，则已经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