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律论的创建和影响

魏晋以后，文学内容愈来愈空虚贫乏，形式却更讲求修饰了。这种倾向在理论界也有充分的反映。南朝文人对形式的追求集中在声律、对偶、用事〔运用典故和成语〕三个方面。声律的运用尤占重要的地位。

汉末声韵之学已经发达，作品中已有声律调谐的篇章。陆机等人对此曾作初步的研究。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集合了许多僧人和学者，研究诵读佛经的新调子，从而对我国语音的特点有了清楚的认识，分出了平、上、去、入四种声调。他们把这种学说应用到文学上，创立了声律论。当时如周颙、王融、沈约等人都有专门的著作，只是都已失传，而由沈约（字休文，谥隐侯，441—513）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则流传了下来。所谓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关于它们的具体内容，由于沈约原文已佚，后代异说很多，唐时旅华日僧遍照金刚所著的《文镜秘府论》中的记载，可能比较接近原意。他释“平头”为“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其他的“病”与此相仿，一般都很烦琐，因而建立之时即已遭到很多批评。沈约强调的是平声与上、去、入三声间隔运用，使语音在错综变化之中具有和谐动听的音乐感，这些地方则还是有它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可能指平声〕羽〔可能指仄声〕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可能指清音〕，则后须切响〔可能指浊音〕。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自此之后，文人写作诗赋，可以自觉地运用声调规律，因而写作上出现了新的局面。他们以两句或四句为单位，上下之间平仄互押，这就为律体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他们还针对中国方块汉字的特点，组成工整的对偶，而在上下文句之中，穿插进成语和典故。因为南朝文人大都脱离现实，常在书本中讨生活，他们也尽有闲暇钻研技巧，在作品的形式上下功夫，以此掩饰内容方面的不足。

南朝文人钻研语言文字的成果，对它的特点的掌握，声律、对偶、用事的使用，可以下列列表1中的例句说明之。

表1　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表现韵律、对偶、用事之例句

从这些句子来看，声律很熨帖 (1) ，对偶很工整。“石黛”用来画眉，见《楚辞·大招》；“燕脂”用来饰面，见崔豹《古今注》。隔句用典也很协调。文学形式发展至此，已经具备了形成新体的条件，因为在此四字之后再加上一个字，也就形成了近体诗；再加上两个字，也就成了四六文句。因此，齐梁之时古体五言诗逐渐演变而成律诗，魏晋骈文逐渐演变而成四六体，大赋、俳赋也慢慢地演变成了律赋。这些文体后代文人普遍采用，唐代文学即以近体诗和骈文著称。

处在这样一段前后交替时期，文坛上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倾向，有的守旧，有的趋新，有的则倾向于折衷。现将在此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三大流派列表说明，见下表2。

表2　齐梁时期文坛三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