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体论
文体一名，有时用来指风格，而在一般情况下，则指的是体裁。这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重要的一个课题。
考文体论的产生，是由研究朝廷公文格式开始的。汉末蔡邕著《独断》，就对天子下令群臣的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群臣上天子的章、奏、表、驳议等体裁进行了研究；而在《铭论》一文中，更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详加论述，这是因为朝廷的公文格式特别要求措辞得体的缘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钻研文体的著作不断出现，涉及的范围和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了。刘勰就在这样深厚的基础上作了综合提高的工作。
《文心雕龙》上篇，自《明诗》至《书记》，共讨论了几十种文体。萧统《文选》中的分类也很繁多，和《文心雕龙》中分类的情况差不太多，但《文心雕龙》把“史传”和“诸子”也作为“文”，则与萧统不收经、子、辞、史的观点又有出入。刘勰在《书记》篇中还列举了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卷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许多日常应用文字，认为也是“艺文之末品”，可见“艺文”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一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说明刘勰的文体观念是很保守的。但他把“诗”“赋”列为专篇进行研究，而把其他文体或两种或数种并成一篇进行研究，则又说明他对诗赋特别重视，大约也是看作艺文之“上品”的意思吧。
刘勰在《序志》篇中表明，他对每一种文体的研究都要做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也就是说：一要介绍文体的源流演变，二要解释文体的名字和含义，三要选取范文作为代表，四要阐明写作上的利弊得失，借以揭示一般创作原则。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曾举《颂赞》篇中“颂”体作为例证：“自‘昔帝喾之世’起，至‘相继于时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颂者，容也’二句，‘释名以章义’也。‘若夫子云之表充国’以下，此‘选文以定篇’也。‘原夫颂惟典雅’以下，此‘敷理以举统’也。”说明他对每一种文体都进行过史论结合的综合研究。
刘勰之前，如桓范《世要论》中“赞象”“铭诔”“序作”等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文体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特别是挚、李二人，尽管所著之书已经散佚，但从残存下来的一些文字之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论断。挚书以“流别”命名，偏长于史的考索，与刘勰的“原始以表末”相近。刘善经《四声论》指出《翰林论》的特点是“褒贬古今，斟酌病利”（载《文镜秘府论》天卷），其特点与刘勰的“选文以定篇”相近。《文心雕龙》之中包括了这些方面的长处，而其突出的贡献还在“敷理以举统”部分。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一种文体的特点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从而提出了写作上的具体要求。例如《颂赞》篇曰：“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通过一些近似文体的比较研究，细致地辨别出了“颂”的写作特点。这样的结论，对写作这种文体的人自然能起较好的指导作用。
刘勰的分析能力很强，有些文字称得上透辟入微。但他还有很强的综合能力。他在分析了几十种文体的基础上，又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把他们分隶于五经之下，认为这些文体都是从五经中发展出来的。《宗经》篇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其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只是这种论证并不符合实际。在宗经思想的影响下，有把复杂的文艺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但这种理论仍然寓有“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的意思，这只要联系他对文体特点的研究就可明白了。《定势》篇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不难看出，这里对一些文体写作上提出的要求，是根据它所从出的经典的特点而规定的。因此，刘勰根据宗经思想而提出的文体发展观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也是一种文体规范的综合研究，具有合理的因素。
刘勰提出了“曲昭文体”的要求，“昭体故意新而不乱”（《风骨》）。本来哪一方面的题材适合用哪一种文体去表达，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积累下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之后所取得的认识。借鉴于此，可以防止内容与形式的失调；因有规范可循，易使文章得体。但作者如果过分拘泥于文体的约束作用，则又可能产生削足适履的弊病。与刘勰同时的张融在《门律自序》中说：“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强调文体的丰富与可变，以为作家应努力自成一体，见解似乎更为通达一些。
《文心雕龙》之后，虽然还曾产生过一些文体论的专著，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前者论及文体五十九类，后者论及文体一百二十七类，远远超过了刘勰所论的范围。然而吴、徐等人只是泛泛地作了一些知识性的介绍，在理论上无所建树，无法与刘勰的文体研究工作相提并论。因此，《文心雕龙》上篇中论述文体的一些篇章，一直为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