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的国家。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有它不同的风貌；每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都有他独特的风格。而一代诗风的形成，又常是由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的独特风格所开创而形成的。例如李白和杜甫的作品奠定了盛唐诗歌的基础，又给中、晚唐诗人以巨大的影响，但他们的风格，与前相较有着较多的不同，因而常是得不到同时人的认可。唐代前期出现的几部诗歌选集，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选杜甫诗，芮挺章的《国秀集》和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都不选李、杜诗，可以看到开创新风气的困难。宋代诗歌的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苏轼、黄庭坚走的是诗歌散文化的路子，经过他们的努力，宋诗才形成了一代风貌。这是古典诗歌上的一次大发展。比起唐诗来，宋诗的议论多了，更注意写作技巧了，这又是苏、黄经常受到指责的地方。张戒也表示反对，他在《岁寒堂诗话》中说：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他对苏、黄的诗持分析的态度，认为他们既有所长，也有所短。自宋代起，批判江西诗派的人很多，但也有一些人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分开，区别对待。例如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中就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张戒的见解也有类于此，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沾染了“苏、黄习气”的人。

做诗当然不能卖弄学问。填塞典故，高谈哲理，无视文学的特点，也就破坏了诗歌创作。但以议论为诗，却未必就是弊病，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是以议论为诗，但因所论以情出之，作品之中仍然充满着丰富的韵味，因而自古至今一直被视为佳作。可见问题不在诗歌中有没有议论，而是时时不要忘记文学的特点。以文为诗，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内容，扩展诗境，这也不能算是什么歧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由唐诗演变成散文成分较多的宋诗，或许正是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必由之路。因此，宋人对苏、黄的批判，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需要具体分析，特别是对苏轼的批判，更应该持郑重对待的态度。但一种诗风形成之后，鱼龙混杂，往往把它内部存在的问题发展到极端，则又是亟应加以纠正的了。张戒反对苏、黄诗的流弊，总结创作上的历史经验，要求继承儒家倡始的诗歌传统。这样做，实际上是企图借重儒家诗论纠正当代的文风。

张戒指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一些“情真”“味长”“气胜”的作品，“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这里是用“诗言志”说反对苏、黄的偏重形式技巧。

张戒标举“思无邪”说，反对一切“落邪思”的诗歌，而他给“邪思”下的定义，却又显得特别。例如他说：“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这就让人难于领会了，或者黄诗颇多修饰，恶之者嫌其做作，嗜之者以为有异味，因而引起张戒的反感，认为这类诗歌足以勾引他人走上邪路。

张戒提出了“主文而谲谏”的原则，要求诗歌中有“含蓄”的情趣，这自然是传统的主张。元、白的诗却是“词意浅露，略无馀蕴”，“若收敛其词，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苏端明子瞻〔苏轼曾为端明殿学士〕喜之，良有由然”。说明苏诗轩豁浅露，和白诗同病。

张戒认为学习前代诗人的作品，“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必须取法乎上，研究这些诗人所以成功的历史原因，看他继承了前代的哪些东西，推本穷源，才有可能超过这些可供学习的诗人。他最推崇杜诗，“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诗中出尔”“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这种见解，从文学发展的前后继承关系来说，有其合理之处；但诗人的成功并不单是决定于继承了前代的哪些遗产，因而这种意见又有其片面的地方。

张戒生活于南宋初年，其时苏、黄诗的流弊还在发展之中，而他在《岁寒堂诗话》中痛下针砭，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这对后来反对苏、黄的一些诗论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