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自宋仁宗起，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出现了几次改良运动，文学上也相应出现了革新的运动。宋初以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到这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袖，起着相似于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苏轼《居士集序》曰：“愈之后三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表明二者之间有着继承的关系。只是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更突出了“道”的重要性；因此他对韩愈的热衷于仕进尚有微词，而对李翱的行道之心则极为钦佩。可以说，喜谈性理之道而又文风平妥的李翱对他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欧阳修的文学见解主要发表在《与吴充秀才书》中：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他反对文人一味“职于文”。像过去许多儒家学者一样，欧阳修也强调培养正统文学观念的首要意义。如何培养？则自然离不开学习经典等办法。《答祖择之书》曰：“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只是这种意见之中毕竟也已有了某些新的发展。为了提高作家的修养，他还告诫文人应当关心“百事”，可见他心目中的“道”并不限于某些封建教条，它还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这样也就在传统的见解中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文人指出了对待现实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与此有关，欧阳修提出过所谓“诗穷而后工”的学说。《梅圣俞诗集序》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他指出了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和现实经常发生矛盾，处于不得已的状态，心中有了深刻的感受，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这种学说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部分事实。它指出了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有要求作家接受生活磨炼的意思，对封建社会的压抑人才客观上也有揭露的意义。但欧阳修对这种现象实际上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这与他本人先穷后达的经历有关；他所希望的是诗人达后能更好地歌颂大宋功德。

然而古今文人却大都不遵照上述原则进行写作。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为此欧阳修首先强调了修身等方面的问题，所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显然，他把“道”作为解决“文”的先决条件。不过这与“有道者必有言”之说毕竟还有一些差别。欧阳修并不抹杀“文”的作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指出作品的内容应当可信，作品的形式技巧也应该予以应有的注意。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排斥“险怪奇涩”的通行文体，征拔程颢、苏轼、苏辙等人及第。自此诗文革新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