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文学进化观
葛洪(283?—343?)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笃信神仙道教,专喜烧丹炼汞,但对社会问题也感兴趣。他把所著的《抱朴子》一书分成内、外篇,《自叙》云:“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实则前者当属神仙家,后者当属杂家,这从他的文学思想上也可看出。葛洪自己也曾表白“不成纯儒”。
晋代的学术思想,摆脱了两汉经学的束缚,曹丕和陆机的理论,已经表现出这种特点,而在葛洪的学说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和曹、陆两人一样,他也想著作子书,“立一家之言”,发表独立的见解。《抱朴子·尚博》篇中说:“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子书当与经书并重。“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是以闾陌之拙诗,军旅之鞫誓,或词鄙喻陋,简不盈十,犹见撰录,亚次典诰。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这就扩大了阅读与著录的范围,为民间文学等类作品争得了地位。后来刘勰著《谐隐》篇,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但在当时复古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钧世》篇说:“然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例如,“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这是一股阻碍文学发展的顽固势力。
复古主义者的论点,总是什么“古之著书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葛洪并不盲目崇拜古人,他说“往古之士,匪鬼匪神”,人虽死亡,但其“精神”仍在著作之中,通过阅读自然能够把握,只是古书“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这种合理的解释,只能得出“古之子书”不能胜过“今之作者”的结论。
随后他就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也。世人皆知之快于曩矣,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
葛洪根据日常接触到的生活用具不断进步的客观事实,建立文学今胜于古之说,论点新颖,对传统的复古思想作了有力的一击。这种学说也是东汉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孔融曾说:“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盆领铁铠,绝圣甚远。”(《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二引)陆机《羽扇赋》曰:“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于热石,玉辂基于椎轮。”葛洪的学说与此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种论证方式是从事物的形式和使用方面着眼的,他对文学的看法也是一样。当代文学超过古代文学,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此外他还举了很多同类的例子,如说《诗经》中《清庙》《云汉》等祭祀诗不如郭璞《南郊赋》之“艳”,《出车》《六月》等征伐诗不如陈琳《武军赋》之“壮”。因此,他作出的总结性意见是:“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说明古今诗歌的高下之分,突出地表现在文辞华美与不华美的差别上。
不仅如此,葛洪认为文学还有优于德行之处。他一则说:“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再则说:“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他之所以致力论文,就在“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尚博》)。
这种理论,差不多是直接批驳了孔子的学说。在封建社会中,这是极为大胆的见解。它在扫除轻视文学的传统观念方面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但是这种学说也有片面之处。因为形式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只有在和进步的内容完美结合之时才能称得上华美;如果撇开内容,片面强调形式,就有可能诱导他人走上追求形式的邪路。葛洪强调文学的特点,在批判德本文末和贵古贱今等传统观念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这种理论却也起了刺激南朝文风更趋浮艳的不良作用。
当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葛洪也不会忽视利用文学为政教服务。《辞义》篇说:文学“不能拯风俗之流遁,世涂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赈贫者之乏,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这里又是着眼于功用而作出评价的。它与否定古书质朴并不矛盾。葛洪对古书也并不一笔否定,认为“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则也是历代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常谈了。
葛洪称王充为“冠伦大才”(《喻蔽》篇),称陆机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北堂书钞》卷一百引)。可以说,他在反对传统观念方面,受王充的影响很大,而在重视文学形式方面,则受陆机的影响很大。当然,《抱朴子》中的理论已经自成体系,成了自魏晋至齐梁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