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批评论
刘勰的批评理论主要发表在《知音》篇中。
魏晋南北朝人普遍认为文学之事万分精妙，非言语所能穷尽，乐曲的构成也很奥妙，只有知音的人才能领悟。况且当时声律之学大盛，文学和音乐的关系更形密切，所以时人常用音乐比喻文学。刘勰也使用了“知音”一词比喻文学批评工作。
知音之事，千载难逢，原因在于“音实难知”与“知实难逢”，即在作品与批评者方面都存在着障碍。
刘勰援引历史资料，对“知实难逢”的种种事实作了归纳，得出了贱同思古、文人相轻、信伪迷真三种情况。贱同思古之病是由贵古贱今而产生的，文人相轻之病是由崇己抑人而产生的，信伪迷真之病是由学浅妄论而产生的：这是批评家方面存在着的问题。
再就“音实难知”一边来说，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作品本难欣赏；“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批评者也常因个人的偏好而带有片面性。这就说明作品方面也存在着障碍。
“知音其难”，就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批评一事绝非无法进行，刘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提高修养，二、树立标准。
刘勰援引了扬雄等人的学说，认为钻研学问，必须下足苦功，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分析，培养全面而敏锐的观察力。识见既高，则自能分清燕砾〔陨石〕和宝珠；秉心既公，则自能克服个人的偏爱。他把这种修养叫做博观。除此之外，他还举出了“六观”作为标准。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镕裁》篇中提出了“设情以位体”的要求，在批评者看来，首先就要看文体与文情是否相应。文体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所以一观“位体”之后紧接着二观“置辞”，例如《铭箴》篇中说：“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其他各种文体在文辞上也都有特殊的要求。这两项标准可以视为一组。第一、二项标准考察的是形式是否适应内容的问题。
但衡量作品的优劣，还应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看它继承了前代哪些东西，又有哪些新创的成分。刘勰在《通变》篇中讨论了“通”“变”两个方面，并把它作为文学批评标准之一。他赞成“执正以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定势》），因此这项“奇正”的标准是随“通变”而产生的，二者也可视为一组。第三、四项标准考察的是文学中的继承发展问题。
南朝文人重视用事，他们借以显示学问；反之，“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性》），由此倒也可以觇测作者的学识究竟如何。所以刘勰举此作为批评标准之一。宫商指声律而言。刘勰反对刻意追求新声巧变，但仍举此作为标准。可以说，刘勰特标“事义”“声律”作为衡量作品的尺度，正反映了南朝文学重视形式的风气。在这些地方，刘勰也未能免俗。
上面作出的分析，可列表说明。
随后刘勰还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因此批评工作完全可以做好，问题在于批评者怎样提高水平就是了。
在这之前，文学批评的材料比较片段零星，刘勰作了分析综合，构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是批评理论上的很大进步。但是这种理论毕竟还有不足之处，因为社会上的不同阶层经常提出各别的艺术标准和美学要求，下层人民的作品就难邀上层文人的赏识，反之亦然。人们常因立场的不同而喜爱或排斥某种作品。这些地方刘勰自然无法认识，但仍应予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