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言诗的长处和“滋味”

《诗品序》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和《文心雕龙·物色》等篇中的论点一致，都是从《乐记》中的学说发展出来的。但《诗品》在叙述了“四候之感诸诗”之后，又提出了“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问题，强调社会人事的激动人心，则是钟嵘诗歌理论中的新鲜因素。他说：“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他在品评之时也一直重视各家作品中的“凄怨”之情和“感恨”之词。

南朝文人对李陵是否写过五言诗早有怀疑，钟嵘则强调李陵在创作五言诗时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认为李诗“源出于《楚辞》”，后来的许多著名诗人又受到他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传统。这种论断缺乏充分可靠的史料根据，不足凭信，但是钟嵘借此建立的理论却有可取之处。《诗品》中把小雅、国风、《楚辞》列为后代五言诗的三大源头，而把论述到的许多诗人分别归入三大流派之中。其中《楚辞》一系人数最多，说明历代诗作“文多凄怆”，这是一股“怨者之流”。钟嵘强调“怨”诗的社会作用，符合封建社会中的实际，特别是在混乱异常的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弥漫着凄惨的事实，诗人用抒情诗的形式倾诉心中的郁积，足以激动人心，引起广泛的共鸣，这就说明诗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但他又说“怨”诗发泄之后可“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则是把诗歌看作排遣愁闷的工具，劝导作者在文字中寻找慰藉。钟嵘认为诗歌的作用可使作者宣泄郁积，求得心地的平衡而苟安于世，他忽视或抹杀了文学上的另一优秀传统：诗有“刺”的功能。

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钟嵘也要求继承这些写作手法，《诗品序》中对此作了探讨。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这里的“比”“赋”二义，和其他人所作的解释基本相同，但他给“兴”下的定义，却又灌注进了新的内容，所谓“文已尽而意有馀”，既是对诗人写作上提出的要求，又是读者欣赏作品后得到的体会，也就是“味之者无极”的意思，它已经不是什么表现手法的问题了。钟嵘提出了诗歌中“味”的问题，这是他研究了文学的特点之后提出的新鲜见解。五言诗的发展，自东汉至此，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一般理论家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偏见，不敢大胆肯定，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此还有贬抑之意。钟嵘却能根据文体的发展历史肯定五言的进步意义。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这里指出五言诗在抒写感情和刻画事物形象方面有更好的艺术表现力，这是很有识见的进步观点。“造形”能“详”，则形象鲜明具体；“穷情”而“切”，则自然委婉动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是浮泛之作，读后自能尝到“文已尽而意有馀”的“滋味”。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另一种作品，例如永嘉之时的玄言诗，由于作家忽视了诗歌的特点，抛弃了“建安风力”的传统，把作品写成了有如《道德论》一类的哲学讲义，“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只能留下一些失败的教训。钟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五言诗的长处作了深入的阐发，要求继承风雅的传统，特别是《楚辞》的传统，将赋、比、兴三者综合运用，而对兴又作了新的解说，在理论上有很好的建树。

唐代释皎然《诗式》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也是把“比”看作描绘事物外部形貌的手段，把“兴”看作作品形象中内含的寓意。这种见解看来就是从钟嵘《诗品》中发展出来的。他们已不满足于刻画事物外貌的巧似，而是要求透过这一层而寄托更丰富的内容了。后来唐宋时人提出的所谓“兴象”“兴寄”“兴趣”等说，乃至“比兴”作为一个词组而专用，都有这样的用意。所以，钟嵘提出的“比兴”和“滋味”说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作诗强调韵味，则对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等人的学说更有着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