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骥德发展了两派的理论

沈璟与汤显祖之间的争论，牵涉到戏曲理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两派名执一端，又把彼此的合理与谬误之点暴露无遗。继之而起的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应该撷取两派之长，扬弃两派之短，创造出另一种较全面的理论。

吕天成著《曲品》，仿钟嵘《诗品》的体例，以品位的高下定作者的水平。他定沈璟和汤显祖为“上之上”，评之曰：“不有光禄〔沈璟曾为光禄寺丞〕，词硎不新；不有奉常〔汤显祖曾任南京太常博士，世称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但吕天成毕竟是沈璟的嫡传弟子，因此尽管说是沈、汤二人难分高下，然而仍把沈璟放在前面一位，认为沈璟的理论更能针砭时弊。他的主观愿望总是想把“清远道人之才情”纳入“词隐先生之矩矱”中去。吕天成本是一个酷好曲律的人，所以隐然仍以曲律为重，只是他对曲律应该不断革新这一点却是认识不足。

王骥德（？—1623）字伯良，号方诸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经师事过徐渭，与沈璟、汤显祖都有交往，而和吕天成的关系特别深切。所著《曲律》〔一称《方诸馆曲律》〕融合各家之长，组成了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他虽以曲律研究方面的成就见赏于沈璟，但更推崇汤显祖的文学成就。因此，《曲律》中论格律的部分固然已较沈璟的学说更趋精密，而在泛论戏曲的其他构成部分方面的见解也有精到之处。

下面介绍他几点有价值的理论。

王骥德把戏剧创作看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作者必须注意各种戏剧因素的和谐调配。

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雘。勿落套，勿不经。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传中紧要处，须着重精神，极力发挥使透。……若无紧要处，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厌憎：皆不审轻重之故也。又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以调合情，容易感动得人。（《论戏剧》第三十）

这里有许多可贵的经验之谈。写作一部作品，不能草率从事，必须注意结构的完整，要有笼罩全局的观点，注意每一折和每一个人物的协调。情节结构的开展要恰如其分，音乐与情节要相称，重点要突出，这些确是写作一部戏剧作品的必要条件。

明代许多剧作家，写作剧本犹如写作诗文，寻章摘句，按律填词，虽则文采斐然，然而不能在舞台上演出，只能置之案头，供人欣赏，这样也就失去了戏剧创作的特点。王骥德认为这类作品已落“第二义”，只有那些“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的作品，才是“上之上也”。至于那些“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的作品，“勿作可也”。这种意见也有可取的地方。戏剧作品应该能够公开演出，具有“当行本色”的特点，又要成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样才可算是完美的剧作。

剧本要做到可演可传，那就要认清它区别于其他一般文艺作品的特点。它应该继承前代丰富的文学遗产，广泛地从中汲取养料，《诗经》、《楚辞》、历代诗歌、两宋词、金元曲以及古今诸部类书，“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其神情标韵”，才能写出“千古不磨”的佳作。但是戏剧又是一种要在舞台上直接和观众见面的艺术，必须让各式人等即时了解剧情，于此不能“卖弄学问，堆垛陈腐”，应该做到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作诗原是读书人，不用书中一个字。”（《论须读书》第十三）即将丰富的学养融会贯通而以易感易解之笔出之。

王骥德注意到了演出效果的问题，必然会对唱词和宾白赋予同样的注意。上述那些脱离舞台实际的文人，因为不懂演出情况，常把宾白看作次要的东西，因此他们写作曲词时花尽心血，写作宾白时却马虎潦草，这样也就难以产生完美的剧作。王骥德郑重提出，“〔宾白〕虽不是曲，却要美听。诸戏曲之工者，白未必佳，其难不下于曲”。为此他对定场白与对口白还作了分析，“定场白稍露才华，然不可深晦”，“对口白须明白简质，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当家”（《论宾白》第三十四），就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些地方都是从舞台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

他论插科打诨的意见也很合情理。他说大凡戏剧冷场之时，插入净、丑去逗逗趣，可使观众愉快起来，也是一种好的手法。但“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恰好”（《论插科》第三十五），即掌握好时机和分寸。如果勉强安排，反而使人难受，还不如任其冷场为佳。这些具体的意见，都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