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童心说
明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了发展；尤其是在东南地区，因为和西洋各国有所接触，航海业与手工业更为发达，市民阶层也就随着不断壮大，反映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学说。由左派王〔阳明〕学中发展而来的杰出人物李贽可以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号温陵居士，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他的祖先中曾有很多人经商外洋，精通外语。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对他异端思想的形成当有关系。他的学说虽然还不能完全突破封建思想的体系，但在很多地方却也发表了很多叛逆性的意见，诸如要求个性解放，否定某些传统的礼教，攻击程朱理学，甚至直接指斥世代奉为神圣的孔子。他说：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
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大胆的见解，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起着极大的冲击作用。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还说：汉、宋时无是非可言，因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显然，他主张每一个人在观察外物时都要有自己的是非观念。
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童心说》）
这种学说，按其渊源而言，当是孟子人皆有“赤子〔孩童〕之心”说的发挥。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大家知道，人的思想是由出身、教育、经历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成人又怎能保持婴儿似的思想状态呢？况且作文只强调真情实感，也是不妥当的。奸恶文人的作品也有其真情流露，难道也可称作“天下之至文”么？
但李贽用这种学说批判当时的各种不良文风，却起到了犀利的匕首作用。因为明代的模拟学派所讲的“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他们内心缺乏真切的感受，又无独立见解，只能“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写作虚假的作品。有人还要高谈性理，殊不知“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有人只讲求“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杂说》），这样，“言虽工，于我何与？”。
李贽反对假道学，反对拟古主义的创作，这些都是很有战斗性的言论。他以“童心”为最高标准，认为出之于真心的文学都是好的作品，历代都有出自真心的东西，因而历代都有佳作。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童心说》）
这里有许多不寻常的看法。他反对复古主义者的厚古薄今之风，反对模拟的作风，又认为各种文体的价值无高低之分，提高了戏曲、小说的地位。但是这种看法之中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厚古薄今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但文学作品自有它的特点，也不能说后出的作品一定是好的，李贽持文学发展的观点而肯定时文，也就作出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结论。《水浒》等作品之所以可贵，主要在于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表现了先进的思想，决不是什么童心的表现，这里李贽又把复杂的文艺问题简单化了。
以杂剧院本而言，李贽推崇《西厢记》《拜月记》而贬抑《琵琶记》，认为后者只是人为的工巧，只能称为“画工”之笔；前两种作品则有真实的感触，可以称为“化工”之笔。他在阐述作者内心感受时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进步思想家具有怎样郁勃的感情。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郁积〕，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屡遭不遇〕于千载。……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书·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