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品的历史渊源和标准

《诗品》中分品的作风是怎样形成的呢？从学术渊源来说，《汉书·古今人表》已以九品论人，而自曹魏之时创立九品中正制起，南朝各代沿用不废，它把士人分为九品，按照品评的结果选拔官吏，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学术界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南齐谢赫著《古画品录》，分画家为六品；梁代庾肩吾著《书品》，分书法家为九品；梁代柳恽著《棋品》三卷，分置三品人物。沈约著《棋品》，仅存序文；萧纲亦撰《棋品》五卷，分品均未详。当时彭城刘绘（字士章）也想写作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钟嵘才有“感而作焉”。

那时“王公缙绅之士”也常附庸风雅，“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但因缺乏准则，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钟嵘认为：“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但得提出恰当的标准。他在讨论诗的赋、比、兴的应用时说：“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风力相当于风骨，丹采也就是文采，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中要求风骨与文采结合的意思。凡是符合这项标准的作品才能列入上品，否则只能屈居中品或下品，不符合这项标准的作品则不能入品。

钟嵘曾说：“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这就是说：曹植的成就最高，刘桢次之，张协、潘岳、陆机等人又次之。他称曹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达到了风力、丹彩兼备的完美境地。刘桢则是“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意思是说刘诗风骨固佳，而文采稍逊。其他上品作家也总在风骨或文采方面存在着某种不足之处，故而更不能与曹、刘二人并论了。

中品的作家离此标准更远。这里可以介绍以下几种情况。例如曹丕，“所计百馀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这类作家的大部分作品文采很差，只有部分作品够标准；又如谢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这类作家的作品往往不能做到通体完美；又如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则是由于文采过艳，少自然之趣，并有损风骨了。下品作家的作品自然更要差上一些了。

为了反对当时过分追求形式的作风，他提出了“自然”的主张，但如谢灵运的诗歌，后人普遍认为失之雕琢，而他在评颜延之时引用汤惠休的评语，称“谢诗如芙蓉出水”，就是称赞它“自然可爱”。这些地方反映出南朝文人重视雕章琢句的风气，钟嵘比时人高明的地方只是反对过趋极端罢了。

在后人看来，《诗品》之中品评失当的地方很多。不少人指出，上品的陆机、潘岳宜置中品，中品的鲍照、谢朓等人宜置上品，其实这些人的地位当时差不多有定评。他把陶潜置于中品，曹操置于下品，后人尤为不满。但陶诗“质直”，只有部分诗歌“风华清靡”，只能列入中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华采更为不足，只能列入下品。钟嵘的上述看法，都是时代局限的反映。

陶潜的作品，当时的人都不太重视。南朝有三篇纵论历代文学的作品，《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和《文心雕龙·才略》篇，都没有提到陶潜的名字，钟嵘却把他列入中品，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品第虽然还未恰当，但也可称独具只眼的了。

钟嵘的批评态度还是很郑重的。《序》中说：“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耳。”并不认为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他在品评张华时说：“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可见他在研究之时也曾煞费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