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早年所著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文学小言十七则》（1906）、《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等文，吸收了西洋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论点，用以探索中国的文学问题，但还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在1904年所作的《红楼梦评论》，用叔本华的学说解释《红楼梦》，实际上是曲解《红楼梦》的精神，为叔本华的学说作佐证。这种研究方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他阐发的论点，适应清末混乱的时局，投合某些对前途缺乏信心的士人的口味，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叔本华是19世纪初期德国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康德的学说，吸取了佛教哲学中一些虚无寂灭的论点，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观。王国维因性之所近，将它介绍过来。他首先提出问题道：“生活之本质何？”答案曰：“欲而已矣。”人的欲望又是很难满足的，如果不满足，就会感到痛苦，痛苦之后，却又感到厌倦，“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然而厌倦本身也就是一种痛苦，“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男女”“饮食”为人生基本之“欲”。物质方面的欲望容易满足，精神方面的欲望不容易满足，《红楼梦》就是这么一部表现男女情欲的“悲剧”作品。据叔本华说，悲剧还可分为三种，一是由恶人倾陷而成的，二是由命运摆弄的，三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界，逼之不得不如是”的。第三种悲剧尤为可贵，因为它证明了“人生最大之不幸”实为“人生之所固有故也”。照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中的故事正好证明了上述第三种悲剧的原理，故而他说：“《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这种解释，是对《红楼梦》中反映的内容的歪曲。曹雪芹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贾府，常见倾轧、淫乱和暴虐，王国维却认为书中只反映了“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可见他本来认为这种封建秩序是正常的，所可悲者，只是里面产生的悲剧难以克服罢了。王国维是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看着统治阶级的沦亡，而又想故作达观，但又无法掩饰内心的矛盾，于是归罪到人类社会的存在。这些地方表现出了王国维世界观中暗淡的一面。

王国维以“饮食男女”为人生最重要之“欲”，无异于把人类有目的的社会生活降低成动物的本能。如何克服这些“欲”所带来的痛苦呢？他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这里贾宝玉又成了完美的榜样。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了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的途径，它能使读者得到启发，“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而这也是一切文艺作品的目的。

文学作品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王国维续作论证，大意是说：实物之于人，有利害关系，容易引起欲望，产生痛苦；文学作品不同，“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能“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故而艺术之美优于自然之美。这里宣扬的是超功利的纯艺术观。

根据这样的原理，作家自然应该避免写作重大题材，以免引起读者的生活之欲，他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这样才能使人超脱于利害的关系。为此王国维又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凡属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这样他又大力宣扬了形式主义的艺术观。

再进一步说，文学既无意义，也就无异于游戏，因此王国维又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文学小言》）这里他又介绍了西洋文学理论上的所谓游戏说。

以上这些理论，彼此还有矛盾之处，但它奠基在同一种思想基础之上，只是作了多方面的阐发罢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学说或许还显得新鲜，因为这些理论从未在中国古代文坛上出现过，处在半殖民地化的清代末年，还是有不少人盲目信从。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又可以认为，它也起过一些启发思想、开拓眼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