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首先写作专篇论文《典论·论文》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后代汉称帝，国号魏，卒谥文，故亦称魏文帝。所著《典论》一书已经散佚，其中《论文》一篇保存在《文选》等书中，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讨论文学问题的论文。
先秦时期早有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的说法，曹丕也希望通过创作永垂不朽。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种学说，渗透着个人名望的考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为文学的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在这之前，一般文人的地位都很低下，而辞赋之类的作品也常受人轻视，曹植就曾说过：“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曹丕反对这种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传统观念。前人论“立言”时大都不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曹丕视为不朽的文章中却包括辞赋一类作品，而且还把创作活动看成“大业”。这样评价文学的作用或许过高了些，但他一反前代的传统观念，强调文学的价值，有助于文学的繁荣。
曹丕对“文”作了具体分析。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什么是文章的“本”？曹丕没有明言，应当是指文章写作上的一些根本原则吧。什么是文章的“末”？他却作了说明，并对当时几种主要的文体作了综合的分析。奏、议两种体裁用于朝廷公事，故重“雅”；书、论两种体裁贵在说明事理，故宜“理”；铭、诔两种体裁用于称颂功德和悼念亲故，这类作品常流于浮夸，故应重“实”；诗、赋则是最风行的两类文艺作品，曹丕认为应该写得“丽”。这样的说明当然是很简略的，但却显得扼要而适当，而且对当时士大夫中的不良文风也作了某些批判。这对后代文体论的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
曹丕对诗赋的写作提出“丽”的要求，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文学的形式美的问题。汉代四言诗的写作和大赋的形式一般都很古板，距离“丽”的要求很远，曹丕这种提法，可能总结进了五言诗和小赋的写作成就。
曹丕提出四科八类，认为一般文人只能各有专长，只有通才才能贯通。这种认识，也是时代思潮的表现。东汉后期品评人物的风气已经形成，而自全国分裂之后，各地军阀竞相网罗人才，他们注意了解各个人的特殊才能，然后授予合适的职位。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往往有所偏长，问题就在发现并利用这种偏至的人才。曹操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代表了这种看法。政治上的要求必然反映到哲学领域中去。魏代兴起了才性同异的辩论。《世说新语·文学》篇记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分主才性同、异、合、离，其中钟会还将四者集合起来研究，作《四本论》，文今不传。但流传至今的品评人物的专著，还有刘邵著《人物志》三卷，袁准著《才性论》一篇（《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隋书·经籍志》“子部·名家”类于《人物志》上端录有曹丕《士操》一卷，这书虽已失传，想来也是这方面的专著，可见曹丕对此本有研究。《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所作的具体评述，只是品评人物才性的理论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他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雄〕、班〔固〕俦也。”他如《与吴质书》中也有同样性质的论述，这些文字都说明了七子因才性之所偏而各有擅长的体裁。
其后他更概括性地提出了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气是古代哲学上常用的概念，一般用指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王充在《论衡》中用它解释人性的差异。《率性篇》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无形篇》说：“人以气为寿，形随气而动；气性不均，则于体不同。”曹丕用以论文，他在叙及具体作家时，也曾指出“孔融体气高妙”，“公幹有逸气”（《与吴质书》），这对作者来说，当指其才性而言，用现在的词汇来表达，则包括了作家的天性、气质、才能等方面。“气之清浊有体”，当它表现在作品中时，也就成了不同的气势，这就是风格方面的问题了。“徐幹时有齐气”，则指齐地之人秉性舒缓，从而又表现为语言风格方面的问题。曹丕认为作家的才性决定着作品的风格。作家的才性是先天形成而不可变改的，这是神秘而僵死的片面观点，他不了解通过生活实践与学习锻炼可以改变人的才干，因而作家的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学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他对后代风格论的形成与发展却起着先导的作用。
按照曹丕学说的内在逻辑，必然会达到反对文人相轻的结论。既然作者因才性的局限而在写作上各有千秋，那就不应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由此他反对“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应当采取“审己以度人”的正确态度，才能“免于斯累”。曹植对此也有很好的意见，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他们兄弟两人文学成就虽高，但能保持虚心的态度，而在众人议论文章之时，也能开诚布公地相互批评润饰。《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曹植的封号〕得之于丁廙也。”南朝文坛上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作风，它对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