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理说和宋诗派

前面已经提到翁方纲的“肌理说”。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他是一个博学的学者，著作很多，但在诗文方面可没有像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等人声名显赫；他所提倡的“肌理说”，也不像“神韵”“格调”“性灵”诸说倾动一时。然而按之实际，这一学说所起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后来兴起的宋诗运动，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之初，都与翁方纲的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

翁方纲的理论，承三家之后，是为反对神韵派的虚寂、格调派的空套、性灵派的滑脱而兴起的。所谓“肌理”，是指诗歌中的义理和文理，犹如人体充实的肌肤，密致丰腴。根据这种理论产生的作品，也就与前此各派的作风大不相同了。但翁方纲所理解的内容、形式方面的充实，主要指学识的笃实。他处在乾隆、嘉庆年间汉学兴起之时，自身就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因此力主吸收汉学家治学的作风入诗。《蛾术编序》曰“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必须吸收汉学家的考订成果充实到诗歌的义理中去。《诗法论》说“穷形尽变”之法乃“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这是要求吸收前人写作上的经验充实诗歌文理方面的需要。肌理说的理论，从内容到形式，确是处处不忘以学为诗。尽管翁方纲也曾提出：“凡所以求古者，师其意也，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也。”（《格调论中》）但他如此重视以学为诗，创新之意也就很有限的了，诗中必然缺少个人的真情实感，所以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诗中讥嘲他说：“天涯有客太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康熙之时，浙派诗人已有以学识代替才情的主张。朱彝尊说：“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楝亭诗序》）厉鹗说：“未有能诗而不读书……书，诗材也……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斧，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绿杉野屋集序》）这些意见，当然会给翁方纲以影响。这种以学为诗的主张，和江西诗派的理论相合，因此肌理派宗奉黄庭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崇尚宋诗的理论一经建立，因为它符合清统治者政治上的要求，与当时的学术空气也切合，因此成了后起的宋诗运动的先导。

道光、咸丰年间，有程恩泽、祁嶲藻、郑珍、何绍基等人出，掀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宋诗运动。何绍基（字子贞，号蝯叟，1799—1873）在理论上多所阐发。他强调诗文要自成一家，关键在于培育真性情。《与汪菊士论诗》曰：“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常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这是要求遵循宋儒的修养功夫。他还主张多读书，《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曰：“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于书理有贯通处，则气味在胸，握笔时方能流露。”这是要求像汉学家那样读书明理。因此，这一流派仍然重视以学为诗，而他们主张的学，又有调和汉、宋的特点。曾国藩也是这一时期的宋诗运动的参加者，他在写作古文时也是主张调和汉、宋的。

同治、光绪年间，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衍等人掀起了清末最后一次宋诗运动。陈衍（字叔伊，号石遗，1856—1937）是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所著《石遗室诗话》达三十六卷，篇幅之巨古今所无。他以生当晚近之故，分析问题时，在科学性、逻辑性上时能超越前人，但其内容已是无甚精彩可言了。因为这一批人身处封建社会覆亡的前夕，想要挽回局势，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看着清廷沦亡以致逊位，而以遗老自居。于是他们回避现实，钻到古书堆里去，提倡“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序》），写作所谓“同〔治〕光〔绪〕体”。他们赞美“生涩奥衍”和“清苍幽峭”的风格，还曾提出所谓“三元”之说，《石遗室诗话》卷一载其与沈曾植论诗之语曰：“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而他们意之所在，还是推尊下元之时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传统的旧体诗歌发展至此，已近穷途末路，于是在封建社会的这个最后发展阶段，抱残守缺的宋诗派，只能在凄清孤冷的气氛中趋于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