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反对腐败的清统治者，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860年时，爆发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限于条件，他们还不能系统地提出文学理论主张，但以洪仁玕为首的一批起义领袖，结合斗争实践的需要，颁布过几项文教政策方面的命令，阐明他们对文学问题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要求。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农民的利益着眼，反对封建文人的陈腔滥调。洪仁玕（1822—1864）在《军次实录·谕天下读书士子》中宣告说，他到处禁止焚书，想寻求经济之方策，但所见多是吟花咏柳之句，空言无补，“与其读之而令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可见其时文风之糜烂。因此他在《戒浮文巧言谕》中又申述道：

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

这是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与此有关，在具本章应用的词汇方面，不能用“龙颜”“龙德”等字样；在祝寿用词方面，不得用“鹤算”“龟年”等字样：因为这些都是“妄诞”的浮词。但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又是怎样出现的呢？“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甚至舞文弄笔，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倘或听之不聪，即将贻误匪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这里对封建文人不良文风的危害分析得很透彻。当然，他们还不可能对这种文风产生的社会根源作深入一层的挖掘。

太平天国提倡的文风，要“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虽然这些都是对日常应用文字方面的意见，但也不难看出他们的文学主张具有农民阶级朴素而注重实际效果的特点。

在有关文学源头的问题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看法也与一般封建文人有所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强调经典为众理之源，钻研六经即可求得至理，发为文章，必然符合封建文学的原则。洪仁玕等人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文章中所应阐明之理，应从生活中去寻找。他们说：

盖读书不在日慕书卷，惟在诚求上帝，默牖〔诱〕予衷，则仰观俯察之间，定有活泼天机来往胸中，非古箧中所有者。诚以书中所载之理，亦不外乎宇宙间所著现者，岂天地外复有所谓精理名言乎哉！（《谕天下读书士子》）

这番道理，用了“上帝”之类的宗教用语，但其内涵之中含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确认现实生活为文学的重要源头。文人若要取得活泼的文思，就应深入现实生活中去。当然，他们对生活的内容还不能作出具体的阐述，但也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在宗教信仰的笼罩下引导文人注意观察客观现实的文学主张。

总的说来，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在破除清王朝的腐朽文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些都是他们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农民阶级毕竟属于小生产者，狭隘的眼界，片面地强调文艺服从于宗教，则又使他们的文教方针具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对待古代的文化遗产，他们不能采取分析批判的科学态度。为了独尊基督教，打击儒家和佛教，他们采取了烧书、删书的错误做法。《诏书盖玺颁行论》中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如，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后来他们又成立了“删书衙”，所有的书籍都要经过这个机构，将其中“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剟净尽，才能阅读。当代的人如有著述，要想刊行，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也有规定，“今将真命诏书一一录明，呈献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旨准颁行。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而在人民日常的文化生活方面，“演戏斗剧”等等都在该禁之列，乃至聚众演戏者也要全行斩首。这样一些规定，或许当时未能一一实行，但是他们在这种偏激的指导思想下实行的文化方针，定然会给文学活动带来极大的破坏；这种在上帝的名义下限制文化乃至取消文化的错误做法，必然会使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陷于极端贫乏的境地。对于太平天国这一方面的活动，也可汲取很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