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创作经验的阐述
欧阳修的学说，既有重道的一面，也有重文的一面。道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一部分的论点，苏轼继承和发展了后一部分的论点。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最享有盛名的文人。政治思想比较保守，反对新法，但与旧党中人也有矛盾，一再遭到贬谪和排斥，到过很多地方，而任地方官时也曾采取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措施。他的世界观很复杂，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也受到了道家和佛家的影响，因此他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复杂，但在很多方面却也超出了传统思想的束缚。特别是在文学思想方面，由于他对文学创作有着深切的体验，了解文学的特点，因而提出了与道学家截然不同的意见。
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苏轼极为推崇韩愈的文学成就。《韩文公庙碑》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也努力写作古文，积极从事于韩愈所开创的事业，终于使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获得了稳固的成绩。
苏轼也常讨论有关“道”的问题。不过他所理解的“道”，并不限于儒家的一些教条。由于他受其他学派的影响，把《庄子》中提出的“佝偻承蜩”等事也视为得“道”，因而苏轼提到的“道”，一般具有事物的规律的意思。这从著名的《日喻》一文也可看出。瞎子生来不见日形，有人以铜盘为喻，有人以烛为喻，瞎子听到和铜盘一样能发声的钟，摸到了像烛一样的排箫，也就都误以为是日了。苏轼借此说明，人若不接触所要了解的具体对象，只凭旁人指点，实际上是无从了解的。像太阳这样具体的东西，人们尚难表达，那么抽象的“道”自然更是难以告人了。因此苏轼提出了“道可致〔自然获得〕而不可求”的论点。以游泳为例，南方多水，孩童从小就和它打交道，因此十五岁便能潜泳，经过不断的接触实践，也就自然地掌握到了水的规律。北方条件不同，人若从未见过大水，那他就是听到游泳好手的指点，可也无法懂得水性，“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潜水〕者也”。显然，在他看来若要了解文学的规律与义理，必须通过学习文学才能掌握。
这种学说之中含有合理的因素。他反对道学家之流一味推崇经典修养忽视文学特点的言论。作家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作，才能掌握文学的特殊规律。但是苏轼这种论点也有不足之处，它明显地受着《庄子》的影响。人们若要掌握客观事物的具体规律，应该亲自去接触它，但是前人得出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后人更深入地掌握情况。而且万事万物的“道”都是可以充分表达的，只要这“道”具有可靠的内容和普遍的意义，也就有助于后人提高认识，苏轼的意见似乎侧重个人的经验，忽视一般规律的指导，这对他诗文创作中多芜杂之病当有影响。
苏轼认为“道莫之求而自至”，应当也是受了道家学派有关顺乎自然的学说的影响。写作上的“自然”，即所谓“辞达”，他曾数次提到这种最高的创作境界。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
要想做到“辞达”，先要做到对写作对象“了然于心”，即求得彻底的了解；其后还要“了然于口与手”，即作充分的表达。由此可见他对技巧问题也是很重视的。《东坡题跋·自评文》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当然，要想达到这样挥洒自如的境地，必须具有很高的修养。苏轼所以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和他本人才气过人与努力学习有关；后代受此学说影响的人很多，却往往由于才力与学力的限制，剪裁失当，失之冗杂。
苏轼主张“随物赋形”，只是重视客观对象，要求写得形象生动的意思。他很反对刻板地描绘。《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作品要有概括力，要能摄取描写对象的精神，要有丰富的寓意，这种见解可以纠正他的学说可能产生的流弊。
在有关作家生活与知识等问题上，苏轼也有很多体会。他的父亲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曾经提出过“风水相遭”之说。风流动于太空，水流动于河海，偶然相遇，形成千奇百怪的波纹。苏洵指出，这也不是水的文，也不是风的文，“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当然，这是一个譬喻，苏洵借以说明作家平时如有道与文的修养，那么他与外界事物接触之时，虽然出于无意或偶然，也可自然地产生好的作品。苏轼在《江河唱和集序》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先是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然后介绍了自身的经历，“己亥之岁（1059），侍行适楚”时的一些体会，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他的弟弟苏辙也有相似的议论，说得尤为透彻，《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介绍了孟子的养气说，又以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为事例，说明多方面提高修养的重要性。他体会到百氏之书“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必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这里包括游历名山大川、古今都城，并与当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及其门弟子等人的交游。显然，苏氏兄弟已经能够突破单纯从书本中找创作源头的错误倾向，转而注意观察外界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知识，增加阅历，提高修养，这些都是突破前人与时人的一般见解的地方。但他们所理解的生活锻炼，限于了解民情风俗等方面，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苏轼注意到了对立的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追求风格多样化的统一。《书黄子思诗集后》曰：“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他最推崇的是陶潜等人的“枯澹”诗风，《评韩柳诗》曰：“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这是基于司空图的理论作出的发展。说明作者写作某种风格的作品，不能局促一隅，而应注意不同风格的作品，多方汲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因为修养深了，技巧也老到了，创作上才能进入炉火纯青的境地。周紫芝《竹坡诗话》曰：“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样的作品，内涵才能深厚，意味才能深长。
苏轼的创作和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他曾指出吴道子绘画上的特点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表达了他对创作的要求。实际上这也正是他创作上的特点。这对后来江西诗派中人所谓“活法”等说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