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对南朝文风的批判
齐梁的文风，在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等人的推波逐澜下，愈趋糜烂，但它适应上层统治阶级的口味，因而即使像唐太宗〔李世民〕这样有胆识的皇帝，也不能摆脱这种文风的影响。唐初贵族文人上官仪还总结六朝以来的创作经验，提出“六对”（如“正名对”——以“天”对“地”）、“八对”（如“的名对”——以“送酒东南去”对“迎琴西北来”）之说，把对仗手法程式化。依此写作的东西，世称“上官体”。详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
但是齐梁文风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很早以来就有人反对。按照历史年代的先后，反对这种文风的人可分三派。
（一） 政治家
齐梁文学风靡江南之后，又逐渐传到了北方。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文化一般都很落后，受不了南朝文风的侵袭，在上层文人中盛行模拟“徐庾体”的作风。但是有些统治者却看出了这些萎靡的文学有害于游牧民族的勇武精神，而一国的文化完全倒向他国也于政权不利，因此他们设法加以抵制。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祭祀宗庙时，执政者宇文泰命苏绰模仿《尚书》写了一篇《大诰》，令天下公私文笔均准以为式；但是写作《尚书》式的文章可不比写作骈文更方便，复古的改革方案自然地以失败而告终。隋文帝〔杨坚〕注意摆脱南朝文化的影响，曾于“开皇四年（584）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隋书·李谔传》）。当时的治书都御史李谔乃上书请正文体，攻击建安以来的文学“竞骋文华”，齐梁之后“其弊弥甚”，“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要求选拔官吏的时候注意他们的文风表现。李谔等人只是偏狭地要求利用文艺加强封建统治，非但不了解文学的特点，甚至因噎废食，错怪到了建安文学的身上，认为这些坏的风气都是由于“魏之三祖”倡导文学而引起的。这样，他们既找不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只知从上而下地用行政手段硬行贯彻，其结果也只能归于失败。
（二） 思想家
隋代王通本于儒家正统观点，猛烈攻击齐梁文学。王通（584？—618）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曾于河汾之间聚徒讲学，死后门人私谥曰文中子，并模仿《论语》体例采录其言论编成《中说》（一名《文中子》）十卷。王通有夸大狂，子孙门人更加增饰，拟为圣人。弟子薛收记载他的论诗要旨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天地篇》）墨守汉儒陈说，缺乏新意。他历诋谢灵运、鲍照、吴均、徐陵等人为小人、狷者、狂者、夸人，称其文风有傲、急、怪、诞等病，品评失当；而又称“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事君篇》）。说明他的文学见解很差，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但他强调文学应“贯乎道”“济乎义”，则对后来的古文运动也有一些影响。
（三） 史学家
唐代初期编辑了好几部前代的国史。史学家总结统治经验之时，一致谴责齐、梁以来的淫靡文风。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魏徵《隋书·文学传序》甚至称之为“亡国之音”。他们特别贬斥影响最大又有代表意义的作家庾信，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称之为“词赋之罪人”。此外，魏徵等人还曾提出建立新文风的意见，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就南北两地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文风作了分析，提出取长补短的意见，要求理意与文词协调，既便时用，又宜咏歌。虽仍嫌笼统，但有矫正时弊的意义。
刘知幾（字子玄，661—721）在史学理论名著《史通》中也对风行当代的浮靡文风作了批判，并就文学语言上的许多问题作了探讨。我国古代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著名的史学家一般也就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写作史书时，认为都在写大文章，因此撰史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文学写作上的问题了。刘知幾对史学著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价值。
我国史学发展很早，孔子的《春秋》以及阐述它的著作《左传》等书，后代尊之为经典，奉为写作上的模范。汉代又有《史记》和《汉书》，也是不刊的鸿典。后人学习这些典籍，受其牢笼，流为机械的模拟，则又产生了很多流弊。刘知幾并不反对模拟，但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模拟方法，“一曰貌同而心异，一曰貌异而心同”。他在《模拟》篇中分别举例作了说明。前者如谯周著《古史考》，标榜师法《春秋》，否定司马迁《史记》中用当代语言记述史事的做法，写到李斯被杀时，称“秦杀其大夫李斯”，但李斯是秦朝的丞相，不是诸侯的大夫，这种牵强附会的笔法，也就叫做“貌同而心异”。与此不同，干宝著《晋纪》，写到愍帝死于平阳，说是“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规仿《左传》桓公十八年叙齐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刘知幾认为“君父见害，臣子所耻”，所以《左传》上采取“略说”的笔法，干宝能够体会这种用意，因而他的写法做到了“貌异而心同”。显然，前者亦步亦趋地复写，非但有乖史实，而且容易闹出笑话；后者则从精神上去领会，而又自出手眼，这才是正确的继承优秀史学传统的做法。
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看，机械的模拟也会产生很多弊端。例如孙盛著《魏氏春秋》，记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这里使用的词汇和句法，套用《左传》上的记叙，哀公二十年载夫差语曰：“勾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这种生吞活剥的做法，“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言语》），使人不能产生可信的时代真实感。这是文人好古而产生的弊病。而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文化比较落后，有它们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但当史家为之记录时，却“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言语》），于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首领一个个成了文质彬彬的风流儒雅之徒，这样也就掩盖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真实的社会面貌。这是文人尚雅而产生的弊病。刘知幾认为记录历史人物的言辞和事物的名称时，应该采用当代的语言，如实地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况，才能看出各个时代和社会的本来面貌。《杂说中》也提到了苏绰主持的那次文学革新运动，“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结果只能陷于失败。但如王劭著《齐志》，采用了许多生动的活的语言，给人具体的历史真实感，写作上取得了成功，刘知幾对此表示赞赏。
有些史学家受到浮靡文风的影响，喜用骈四俪六的文句进行写作。“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叙事》）。这样的作品，有繁冗之病，无扼实之功，不可能是完美的史学著作。
历史学家必须善于叙事。如能做到“文约而事丰”，才是述作上的高度成就。这里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尚简，二是用晦。“尚简”重在删削烦句烦字，防止内容的重出；“用晦”之道可就更见功夫了，“晦”非晦涩之谓，而是凝练的意思。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上叙述到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汉书·汲郑传》上说的“翟公之门，可张雀罗”，文字简练，形象生动，“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叙事》），这就能够使人感到含蓄不尽的妙处。刘知幾的这项主张，涉及语言形象化的问题，而他所选择的生动事例，又能给人很多启发。它说明作家必须挑选最有表现力的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才能给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具体感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产生馀味不尽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