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者对辞赋的不同看法
楚辞起于战国后期，风行于汉代，它有显著的创作特点，和《诗经》中的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汉人既已尊《诗》为经，奉为最高典范，那对楚辞又将作何评价，自然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问题集中在对屈原的思想作风和楚辞的艺术特色的评价上。
汉初淮南王刘安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崇屈原为“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征引了这些文字 (1) ，还对《离骚》作了一些艺术上的分析。他说屈原“其文约，其辞微”，也就是说作品的概括力很大，讽谕的手法很隐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则是说他能在普通事物的描写之中寓以深意；“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又当指屈原运用的比兴手法而言，屈原常用美人香草等物象征自己的志行高洁。由此可见，司马迁已初步认识到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
班固起而攻击上述意见。他根据儒家明哲保身的庸俗观点，贬损屈原为人，一则说他“露才扬己”“以离谗贼”；二则说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故而又称之为“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班固对屈原的浪漫主义手法也持异议，认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或许因为上述事物属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地和神女，屈原任意驱使，在班固看来，未免亵渎“神圣”。
但到东汉后期，又有王逸（字叔师）起来反对班固之说。他从儒家“杀身成仁”等进取观点立论，肯定屈原为人，认为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并认为《诗经》中有更为激烈的“怨主刺上”之句，而“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这就再次肯定了屈原的杰出品格和优秀创作传统。
此外，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例如屈原说的“驷玉虬而乘鹥”，就是依托《易》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登昆仑而涉流沙”，就是依托“《禹贡》之敷土”……因此，这样的描写可谓“智弥盛者其言博”，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上述三种不同意见，都是以《骚》比《诗》而得出的。所以如此，则与各人所处的时代有关。刘安和司马迁的活动时期处在西汉初期，还未受到儒家思想的严格控制，故而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屈原的为人和作品。班固处在重建政权的东汉初期，为了极力强调皇室的尊崇，贬低屈原作品中某些不利于统治者的思想和手法。王逸则处在政治混乱的东汉后期，为了匡救时政，强调屈原品格的端直和作品的讽谏意义。他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还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里对司马迁的论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离骚》中的比兴手法进一步指明了。但他对屈原在文体与手法等方面的创造性都是估计不足的。
与骚有关，汉人对赋的看法也有分歧。这又可举司马迁和班固的意见为代表。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录引了《子虚》《上林》《大人》等赋，但他反对其中某些浮夸过甚、无裨实用的部分，因而又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2) 可见他对“赋”这种文体持有保留的赞赏态度。班固则认为自赋学大盛，“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在叙述武帝至成帝时“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之后，总起来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强调赋这种文体可起沟通上下的政治作用，与《毛诗大序》中的观点有一致之处。
他们二人观点上的对立，还和他们的立场和经历的不同有关。司马迁少时“耕牧于河山之阳”，长而游历四方，社会知识很丰富；但他后来却因营救李陵而受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怀抱着满腔悲愤，写作不朽的名著《史记》，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他认为自文王演《周易》到韩非著《说难》《孤愤》，乃至“《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和他在《屈原列传》中强调“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一样，这里寄寓着他对创作的看法。由于感到社会的不公，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他强调的是一个“怨”字。这种学说对封建社会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有过广泛的影响。
班固出身于世代大族，并把正统儒家思想作为承传的家训。明帝曾下诏书，告诫他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班固表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世断谊，动有规矩”（《典引》）。因此他除了写作《两都赋》等作品歌功颂德外，还一再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赞》）。用他父亲班彪的话来说，“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后汉书·班彪传》）。这些地方反映出了汉代儒家正统思想保守的一面，他们总是想把文学作为维护封建政权的工具。班氏父子攻击司马迁的地方却正是太史公的不可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