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点

二、 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点

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23)弟兄三人籍贯公安(今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他们都是李贽的后学友辈,对李氏很敬仰,他们大张旗鼓地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所持理论主要内容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个人对外界事物独到的领会,因此他们论文之时强调真实的感情与个性的流露。袁宗道说:“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袁宏道也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诗文,确有一些摆脱老套的好处,只是他们一味强调主观感受,忽视生活历练,因此作品的内容显得贫薄,还宣扬了许多士大夫阶层享乐主义的腐朽观点。

公安派创作和理论上的短处,跟他们的政治态度密切有关。万历之时,政局已趋危亡,各种矛盾都在急剧地展开。他们看到李贽因反抗黑暗统治而被迫害致死,不愿参加政治斗争,也不敢在思想领域中作全面的冲击。袁中道《李温陵传》中曾说“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其一即“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因此他们趋向于独善其身,至多发表一些反对做官或反对假道学的议论,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面。这些政治上软弱的人自然不可能写出气魄很大的进步作品。

前后七子创作上的流弊,至此已经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李贽,直接攻击拟古派。袁宏道说近人“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雪涛阁集序》)。无异“粪里嚼查〔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于》)。袁宗道指出,拟古派所以陷于这样的境地,“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论文下》)指出拟古派的毛病在于缺乏深刻的见解,只能敷衍搪塞。

三袁反对复古,重视“性灵”,必然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佳作。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书中以唐诗为例,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以时代而言,“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以作家来说,元、白等人自有诗,不必李、杜。《叙小修诗》曰:“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不但这样,他还认为写作的题材和技巧都是愈来愈进步的。袁宏道说:“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与丘长孺》)他又说:

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构思〕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与江进之》)

他们认识到社会上的事物都是在不断演变着的,文学也应该随之不断演变,“《毛诗》‘郑’‘卫’等风,古之淫词媟语也,今人所唱‘银柳丝’‘挂针儿’之类,可一字相袭不?”这种见解是大胆的,也是通达的,它对促进文学(包括通俗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以文学的演变而言,各种不同的流派,各种不同的风格,此起彼伏,相互替代,这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支配的呢?袁宏道对此作了探索。《雪涛阁集序》曰:“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例如六朝诗歌的缺点是“骈俪饤饾〔堆砌〕”,所以初唐用“流丽”的风格去矫正;其后“流丽”变为“轻纤”,于是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他从诗歌的语言风格方面着眼,考察文学的递嬗演变,接触到了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有供后人参考的地方。但是诗歌领域中风格与流派的变化,决不是某些语言特点的问题。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社会现实起了变化,文学也随之起变化,一个时期的文学特点总是由这个时期社会上的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当然,它与过去的文学作品也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主要原因应当从现实中去寻找。

为了纠正不良文风,公安三袁就性之所近,遵循自己的文学史观,提出一些“矫枉”主张。“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与张幼于》)为了反对前后七子的模拟文风,三袁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率性而行”,“任性而发”,极力提倡率易平淡的作风,这样他们也就倾向于继承白居易与苏轼的写作传统。袁宗道就是以“白苏”为其书斋命名的。但是这种文风也有很大的流弊,袁中道晚年已经看出了问题,指出“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阮集之诗序》)。这是因为他们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不讲究取材,不讲求构思与锤炼,这样的作品,草率马虎,水平自然不高。“由此观之,凡学之者,害之者也;变之者,功之者也”。袁中道最后希望“变之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再经历一次“因于敝而成于过”的过程。

三袁对前后七子的弊病作了较深的挖掘。自公安派兴起后,拟古之风走向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