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支流与馀波
在姚鼐提出的八个字中，理、格、律三者多袭方说，神、气、声三者多袭刘说，而神、气二者又远承归有光之说。归有光曾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每一种颜色表示一种义例，其中之一便是精神气魄。八字中之味、色二者则是姚氏的独创，这也是为了补弊救偏而提出的。
桐城古文的普遍缺点是贫薄。文理清顺，语言质朴，只是藻彩不足，使人有枯瘠之感。于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十三类中特辟“辞赋类”，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写作的成果，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一些反对或不满桐城派古文的人，也常是从这个方面提出问题的。
李兆洛编《骈体文钞》三十一卷，就想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庭抗礼。但他并不排斥散文，而是主张奇、偶“相杂而选用”，综合散文、骈文的长处。阮元则援用六朝时的文笔之说，认为散文只是古之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不能称之为“文”。孔子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阮元据之立论，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而在《文言说》中更是具体说明文之特点在于“多用韵”和“多用偶”。这是公开要求以骈文为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一偏的理论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阮元为江苏仪征人，因此这一流派曾被称为“仪征派”；又因这派人奉《文选》为宝典，故又被称之为“文选派”。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文选派也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写作，于是又被斥为“选学妖孽”。
桐城派自身也经历着演变。乾隆、嘉庆时出现了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这也是因为这一流派中的人大都出于阳湖（今江苏常州）地区的缘故。他们不满于桐城古文的贫瘠，追本穷源，认为方、刘、姚等几位宗师识见不高，影响到写作上的成就。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谓方苞“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上举主笠帆先生书》谓刘大櫆“识卑且边幅未化”，《与章澧南》书谓刘“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谓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后起的文人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能“有意于古文”，以文人自限，而是应该提高修养，扩大学习的面。《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说：“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补救之方，则“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这就跟桐城派的见解有所不同了。阳湖派于不废唐宋古文的前提下，还主张吸收汉学成就，采纳骈文的笔法，与阮元等人的见解有相通处。总的说来，缘饰经术，纵横百家，是这一流派的特点，也是桐城古文的扩展。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又有所谓桐城中兴之说。曾国藩（1811—1872）利用他政治上的声势，大力提倡桐城古文，曾给处于后劲不继状态中的这一流派注入过一支强心剂。因为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后人有称围绕曾国藩而形成的这一流派为湘乡派的，借以区别于原来的桐城文派。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也说：“〔曾文正〕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謦欬不亲，而途迹并合。”但分析起来，所谓湘乡派的文论，对姚氏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已经都作了修改。
曾国藩在《复吴南屏》书中说：“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因为他看到了清政府的摇摇欲坠，觉得空谈义理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变乱中的实际，故而想用直接为现实政权服务的内容充实进去。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已经提出“经济”是行文之宝，至是曾国藩便把它置于首要的地位，要求文人讲求经世济民之道，用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来充实“义理”。《示直隶学子文》曰：“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由于当时社会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而曾国藩又是洋务派的领袖，因此他的“经济”内容之中也包括洋务。其后曾门弟子吴汝纶继起为桐城派〔或湘乡派〕的首领，在《答严几道》书中，主张西学堂中学生仍然应该娴习《古文辞类纂》一书，这样中国学术就不会废坠，可见这一流派就是在迎合西化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企图维系桐城一脉。
曾国藩兼收并蓄地网罗人才，在学术上也主张调合汉学和宋学，因此在《圣哲画像记》中把王念孙和姚鼐并列。而从文学方面说，则是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家训》）。从所用文笔来说，则又主张骈、散合一，《复吴子序》书曰：“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于腴润。”他自己作文时就遵循这样的途径，吴汝纶《与姚仲实》书说，桐城派的文章气精体洁，平易而不能奇崛，“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这些主张，已与桐城文论的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了。
但桐城派可并不因为曾国藩的大声疾呼而挽回殆势，这是因为他们文章中的“义理”或“经济”，都已赶不上时代潮流，只在文章作法上努力，无法写出成功的作品。尽管其后还有严复和林纾出来维持桐城派的残局，林纾以孤臣孽子自命，而又热衷于翻译小说，这就犯了该派“古文之体忌小说”的禁律，因此自命为桐城文派正宗的人还不肯引之为同调。只是不管桐城文派如何抱残守缺或曲意迎新，还是无法避免衰亡的命运。新文化运动起来之后，在一片声讨“桐城谬种”的呼声中，这一流派终于随着古文写作的衰殆而渐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