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创作中出现的问题

《诗品序》中对诗歌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前后曾有三个时期成就突出：“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幹〔刘桢〕、仲宣〔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但在其间也曾出现过低潮，“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东晋之时仍是这样，文人溺于玄谈，写出来的作品成了理性说教的文字，没有什么意味可言。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就此中断了。

当时创作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弊端，钟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近任昉、王元长〔融〕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如何运用用事一类手法，要看写作对象而决定，如奏议等文体，需要引经据典，使文章增加说服力；至于诗歌创作，则应直抒胸臆，不能雕琢，以学识代替才情，以致失掉自然的情趣。这种认识切合抒情诗的艺术特点。

自南齐永明年间兴起的声律论，发展至此也已发生很大的流弊。钟嵘说：

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调协声律是为了让诗歌更好地体现出音乐性，但若人为地定出许多清规戒律，则又束缚了语言中自然的声调之美。钟嵘反对当时刻意讲求声律的弊端，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主张诗歌之作只需合乎诵读的自然，也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又提出反问道：“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则还未能辨明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我国诗歌发展至此已与音乐分了家，所以后人注意到了利用诗歌语言内部的声调之美，使诗歌本身增加音乐性，钟嵘对此全盘否定，也是一种缺乏全面分析的片面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