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派和性灵派的争论
继王士禛提倡的神韵说之后，兴起了沈德潜提倡的“格调说”和袁枚提倡的“性灵说”。沈德潜（1673—1769）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前受到乾隆宠信，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人通称之曰大宗伯〕。他所阐述的理论，也是积极为宣传封建伦理服务的。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中年以后长期寓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筑随园以自适。他是一个游离于统治集团当权派之外的文人，在文学思想上有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要求，把诗歌创作当作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沈、袁的意见在许多地方有矛盾，因而展开过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曰：“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性灵”一词的含义，就是指真性情，即真的思想感受。《答何水部》曰：“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沈德潜论诗也重性情，但其含义却显然有别，《清诗别裁》“凡例”曰：“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这种看法正是封建正统文艺观点的表现。两人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不同的见解。
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选《清诗别裁》时，贯彻其理论主张，不选王次回《疑雨集》中的艳情诗。袁枚对此大不以为然，称其论调“有褒衣大袑〔裤〕气象”，实际上是讥刺沈德潜的观点虚假迂腐。他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说：“一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艳诗宫体，自是诗中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坚决维护艳情诗的地位。
袁枚对艳情诗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这是与他本人的思想品质有关的。袁枚论诗主情，而他又是一个追求享乐的文人，思想感情中有很多庸俗的东西。他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戢园论诗书》）似乎描写男女的欢爱之情最适合他的所谓“人情”。比起前代汤显祖等人的思想来，他所强调的“情”缺乏积极的思想解放的内容，因而并不值得重视。
但袁枚标榜真感情来反对假道学，毕竟是他学术思想上的可贵之处。他在《答戢园论诗书》中说：“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学，何必以白傅〔白居易〕、樊川〔杜枚〕自累。大哉足下之言！仆何敢当？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学人也，仆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为规，何其高视仆、卑视古人耶？足下之意，以为我辈成名，必如濂、洛、关、闽而后可耳。然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者，何也？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故也。”他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还说：“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清初统治者极力颂扬程朱理学，袁枚敢于发表这些叛逆性的意见，应该说是一种大胆泼辣的可喜见解，无怪乎正统派文人和卫道者视之若洪水猛兽，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袁枚以在野之身公开批判文坛正宗，矛头直指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态度是勇敢的。这些地方还能看到自李贽发展而来的思想馀波。
沈德潜还提出“诗贵温柔，不可说尽”，重新端出“诗教”说来训人。这种意见也与袁氏之说不合。袁枚端出“兴观群怨”说来作为抵制。《再答李少鹤书》曰：“《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为了突破儒家伦理教化的束缚，袁枚敢于怀疑作为经典的《礼记》和正统的诗教说，对传统的文艺思想起过冲击的作用。
从理论的渊源来说，格调派继承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沈德潜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法即技巧，也就是总结出来的前人的一些创作经验。和七子相同，古诗宗汉魏，近诗宗盛唐，其中特别推崇杜、韩两家。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在《驳何氏论文书》中则说：“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沈德潜追求的就是这种艺术效果，所以博得了“格调派”的名称。他以为杜、韩两家的诗最得“格”“调”之美。袁枚的思想比较灵活，反对以时代和家数论诗。《与沈大宗伯论诗书》曰：“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对厚古薄今的传统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其中否定《诗经》的一些话，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议论。和袁枚观点接近的诗人赵翼更是昌言无忌，《论诗》绝句曰：“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地方袁枚等人表现出较高的识见。
袁枚的文学思想，受杨万里和袁宏道的影响很深，要求摆脱前人旧的格局的束缚，自创新的风貌。《何南园诗序》曰：“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劣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辨。余深爱其言。”杨万里贬抑格调，袁枚用以批判明代前后七子至沈德潜等奉法的“空架子”；杨万里与公安派主性灵，袁枚继承此说，而又不废学习，主张博采众人之长而形成一家面目。《与梅衷源》曰：“且诗中的题甚多，而古人之擅长不一……我辈宜兼收而并蓄之。到落笔时，相题行事，方不囿于一偏。迨至真积力久，神明变通之后，其中又有我在焉。”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自立一种宗派，袁枚的目的只在保证诗中能有真实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个人的精神面貌，因此他强调“兼收并蓄”之后，并不让前代的大作家牵着鼻子走。《随园诗话》卷七曰：“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除此之外，凡是妨碍个人自由抒发感情的东西，也应一律摒弃。《随园诗话》卷一曰：“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唯吾所适。……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但自宋元之后，文人作诗，学习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已经成为文坛上的通病，而在清初，更是宗派杂出，创新精神很差。袁枚一一加以批判。他说：“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随园诗话》卷五）“贫贱骄人”指神韵派，“木偶演戏”指格调派，“乞儿搬家”指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此外袁枚还曾着力批判了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陆廷枢《复初斋诗集序》说翁方纲“纯乎以学为诗者……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袁枚坚决反对这种作风，诋之曰：“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但由于清代政治空气的酝酿，这一流派后来竟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浙派等结合后，形成了晚清最有势力的宋诗派。
袁枚已经接触到了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述各宗派，大都脱离实际，只从文字上下功夫，袁枚的作风有所不同，还能注意扩大自己的生活知识，因而发表过一些深知甘苦的言论。
欲作好诗，先要好题，必须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发舒情性，动人观感。若不过今日赏花，明日饮酒，同寮征逐，吮墨挥毫，剔嬲无休，多多益累。纵使李、杜复生，亦不能有惊人之句。（《答祝芷塘太史》）
为此他曾多次出游，多方面地学习，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但这也不过是古人常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罢了。在袁枚讲来，这方面的生活锻炼，实际上只是游山玩水、享清福罢了。因此作品之中自然也不能有“惊人之句”。他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还对生活作了如下的理解，“行止坐卧，说得着便是好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因此他把夏天拍蚊子经常自打耳光等一类低级趣味的东西都列为诗歌的好题材，不仅违反了自己在前面提出的意见，而且颇近于耍弄插科打诨似的无聊玩意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