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发见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会心——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附录一　 发见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会心——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蒋　凡　汪涌豪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发端以来，经由数代学人的努力，已取得了相当的实绩。特别是随着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乃至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研究的再度繁荣，正走向成熟的境地。其中，周勋初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初版），篇幅较其他几部批评史小，但因有深厚渊博的学识作底里，其高屋建瓴的立意、宏肆博辩的议论，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海内的港台等地及海外汉学界每以为了解中国古文论的锁匙，韩国不但出现了盗版，韩国理论与实践出版社还有译本，数所大学用为教材，在日本也至少有两位学者正着手翻译，于此可见它在海内外的影响正日趋扩大。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以二十万字的篇幅，对先秦至晚清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发展历程，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因是简明扼要，自然不可能对每个具体问题作充分的展开，有些根本就未论及。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处置方式，不仅基于全书结构特点和篇幅的限制，在作者而言，取舍品评之间，更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创造性，有开创一代风气的新内容。倘“按产生这种理论的时代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也就不一定要在史中占个位置了”。故《小史》繁简有别，实是依就史实平衡裁量所得。惟其如此，批评史中重要的问题，基本都包括在内。不但古代部分，即清中后期文论也有专章专节论列；不但诗文批评，即戏剧、小说乃至民间文学理论也未轻弃。而一些派别学说的浮辞蔓说，一些著名理论家无甚发明的观点和议论，则不予阑入。如此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全书的眉目更加清楚，重点也更加突出了。

倘要具体评价《小史》的特点和贡献，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注重对古代文学批评作全局意义上的深入探讨，由此总结其特色，勾勒出它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发展线索。诚如作者所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固然不乏如《文心雕龙》《闲情偶记》这样体系完整的著作，但大部分偏重于就事论事，仅对个别作家作品作零星片断的研究，总的来说缺乏系统的分析和叙述，更谈不上厘清理论发展的脉络。因此，作者总结各个时期诗文评研究成果，将勾勒理论批评的历史发展线索作为撰作《小史》的首要任务。由于这种意识在作者而言是至为强烈的，所以它也就自然地贯穿在书的所有章节当中。

譬如关于文学起源及作文动因，历代论者多有论述，其议论大多琐碎屑小，且因时代间隔，彼此间联系和呼应每不易被人发现。尽管如此，《小史》仍能时时将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继论陆机《文赋》关于写作动机的论述，突出《乐记》感物而兴思想的影响后，还进而指出《诗品序》和《文心雕龙·物色》等篇中的论点一致，也都由《乐记》相关论说发展过来，以为佐证和衍展，由此带出钟嵘和萧纲对此问题的新解说，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诗品序》），“伊昔三边，久留四战”，“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答张缵谢示集书》），从而突出了后人是如何给这一理论提供“新鲜因素”的。至论元、白对此问题的论述，能与前此萧氏所论作比较，指出萧氏所谓“乡思”“雄心”云云，尚只“偏重于个人的遭际和感受”，视野还较狭窄；元、白等人强调感事而作，则已注意到社会事件与创作之间的紧密关系。尽管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有时不免流于片面和偏激，但较之前人的感物感事说，仍有不容轻忽的进步。书中这样原原本本、条贯分明的论述还有许多。如论唐古文运动中韩、柳的作用，不忘点出其前驱和后继者的贡献；论清桐城派文论，也及乾、嘉以后一直到咸、同年间的种种变化。正是这种论述，赋予这本《小史》以深厚的历史感和学术分量。

其次，基于文学理论的产生，首先与创作实际有关，但还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哲学、艺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只对若干人物的个别论点进行孤立研究，很难阐明一个时代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显示其完整的面貌，作者还十分强调打通文学与非文学的封域，进行综合研究，从而真正使研究具备了一部史书所应有的丰富和生动。这构成了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两汉文坛曾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作者在评价从刘安、司马迁到班固、王逸等人的不同意见后，指出他们都是以《骚》比《诗》，所以如此，则与各人所处时代有关。前两人主要活动在西汉，其时儒学尚未有独尊地位，统治者对人的思想钳制也不严密，故所论尚能比较客观。班固处在政权重建的东汉初期，为了强调皇室的尊隆地位，为中央集权张目，自要贬低其作品中那些不利于统治的成分；而王逸身处政治日趋混乱的东汉后期，为了匡正时政，移易风俗，所以才对其人端直的品格和作品的讽谏意义大有好评。这是就文学与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的关系而言。其间，正贯彻了上述那种自觉的学术追求。

又如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其如何“本同而末异”作了分析，并基于“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事实，指出论文须审己度人，勿“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作者以为，这种理论是与汉魏特定时代好论辩才性的思潮影响分不开的。这是就文学与某种时代风气的关系而言。他如论汉末以来文辞理论的兴起，指出其产生“是由研究朝廷公文格式开始的”，如《独断》《铭论》等文，即见其由来之迹。魏晋南北朝后，随文学创作的繁荣，钻研文体的著作遂不断出现，涉及的范围和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深入。论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的论文主张，是与他试图吸取乾嘉以来汉学为古文创作服务的追求有关。这是结合学术思潮的变迁论文。

论晋代葛洪抨击贵古贱今的复古论调，尤显精彩。作者指出，其所谓“罽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之譬喻，实是受东汉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导致物质昌明的现实成就的启发，并举孔融“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盆领铁铠，绝圣甚远”（《太平御览》卷三五六引），“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于断木掘地”（同上，卷七六二引），陆机“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于热石，玉辂基于椎轮”（《羽扇赋》）为例，以为两者一脉相承。这种追本溯源式的研究，已将对影响文学观念诸因素的考察范围扩大到物质文明和自然科学领域。由此得到的结论，自然深厚扎实，与凿空着议者迥异。

注意将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全面审视文学理论或概念、命题的内涵，进而突现批评史发展的逻辑线索，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作者长期从事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先秦以来历代文学有深厚的造诣，由此史论结合，往往使一些抽象浑涵的问题变得生动和清晰起来，一部文学批评史的实际容量，因此得到了增加。如一般人以为，钟嵘《诗品》将陆机、潘岳置于上品，鲍照、谢朓置于中品有失公允，至以陶渊明入中品，曹操入下品，更是明显失当。作者则结合上述诸人的创作实际和风格特征，指出这些人的地位当时差不多都有定评，如陶诗“质直”，“曹公古直”，华彩均不足，只能列入中品或下品。他如论黄庭坚《与王观复书》特别提出要学“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的原因时，结合杜、韩两人此期创作的特点，指出黄庭坚论诗讲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又重诗法探讨，杜、韩两人自此以后，诗中关心现实的倾向有所减弱，更多地注意形式技巧的追求，所以颇契合他的口味；论张戒等人“诗坏于苏、黄”说之不可尽信，也结合唐以来新诗风初起，每不为人接受和重视的情况，指出苏、黄等人，特别是苏轼将某些散文表达方式引入诗歌，以期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拓展诗境，正顺应了文学创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宋人对苏、黄的批评，固然有合理处，但也需作具体的分析。如果把继起者对他们创作追求有偏至的极端发展，作为彻底否定他们的理由，是不够慎重的。

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古人受道家“得意忘言”说的影响，或偏好佛家“妙悟”，论文多不喜深入展开，而每作启发式的提示，让读者自行参悟；撰成篇章，又尚先秦子书，特别是儒家语录体的简练风格，每每辞约旨丰，意馀言外，读者倘属初学，常常难于领会，而一些过于玄虚之论，甚而使有一定素养的研究者也不易得其要领，作者还十分注意采用多种方法，帮助人领会这些精粹而又抽象的论述；对于一些重要的论点，尽可能作出解剖式的细致分析。倘遇到有关风格问题的评语，或一些专门的概念、范畴时，又常选择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或例句去印证。如宋人陈师道在讨论诗文风格时，曾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的主张（《后山诗话》），于此很可以见出其自命清高的心态，还有对形式技巧的重视。然而什么是巧拙华朴，弱俗粗僻，陈氏未加申述。作者特举杜甫、孟郊、薛能和陈氏本人诗以为说明，显得既着实又贴切。

论一种特定的命题、范畴也如此。如清人王士禛的“神韵”理论颇为玄秘，不易辨识，时人施闰章乃至有“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之评（《渔洋诗话》卷中），作者为此举出一些最能反映他之所谓神韵特色的七言绝句以为说明。他如结合徐陵《玉台新咏序》的具体文句，论南朝文人对语言声律对偶因素的钻研；结合周济《词辨》所录冯延巳《蝶恋花》“六曲阑干偎碧树”词，论其所谓“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基本词学主张，也都如此。较之部帙大小不等的同类著作，作者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更容易使人接受的。

当然，这一尝试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为现代人操练得相当纯熟的许多文学理论及批评术语原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们以总结小说、戏剧为主体的文艺创作经验为主，有时用以论诗歌、散文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每有不甚契合的情况出现，倘若一味移中就西，以西洋批评原则乃至概念、术语解释古代文论，不免不着痛痒，甚至扞格难通。而在某些时候，一些理论看似两相契合，其实细细分析，貌合神离，并无质的共通性。正因为如此，如何用现当代通行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古代文论遗产，是研究者大感棘手的问题。作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克服佞古的倾向，也要克服过于现代化的倾向，不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批评史的研究只是在用我国古代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批评证明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若干一般原理。”所以，他并不亟亟于让中西文学概念、范畴和具体理论主张接轨，而是结合史实，实事求是地分析比照。在人们还只是刚踏上探索中西结合比较研究道路的 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处置方式无疑是慎重稳妥的，乃至直到今天，仍有其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小史》对史实和史料处理的慎重。如提出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录引其赋作，但对其中某些浮夸无裨时用的部分是不取的。于此数句下，特注出“传世《史记》各本载《子虚》《上林》全文，当经后人增补。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可见晋人看到的《史记》还保存着删赋的本来面目”。引陈师道语，也不忘针对宋以来疑《后山诗话》为依托之作的意见，指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已转引陈氏有关论述，故可确定真伪。至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判断，更是精彩纷呈，既灵警精辟，又清稳可颂，与领异标新、驾虚行危者迥异。如指出欧阳修虽上承韩愈，但基于政治形势不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更突出“道”的重要性，同时对韩愈热衷仕进颇有微词，对李翱行道之心及平稳的文风则颇为钦敬。指出明代“唐宋派”要求创作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唐顺之《与洪方州书》），看似有道理，实一味强调伦理道德修养，抹杀生活积养和写作技巧的重要性，不过是在重弹宋代道学家的老调而已，本质上与他们所不满的前、后七子并无二致。又指出王士禛颇尚“伫兴而就”“未尝为人强作”（《渔洋诗话》卷上），实际本人篇章杂沓，未必都因有感于中，也未必不刻意求工。为此，举出《烟画东堂小品》所载其捻髭求安、涂乙俱满之事以为说明。这些看似细微的论述，实关涉到对文学批评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评价。惜乎体制所限，作者未作进一步的发挥。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撰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忽忽已历十馀年。这十馀年来，古文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的研究者，特别是新起的一群，再不会说“作家是阶级的喉舌”，文学论争，通常“采取的是思想斗争的形式”，“文学批评史就是研究历代文学思想斗争发展的历史的一门科学”。当我们回看过去的岁月，理论界的风起云涌，与现实政治潮涨潮落的密切关系，我们对作者书中的这类表述，实在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并且，通览全书，我们还进而生出一种敬佩。因为，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作者的研究业已脱略了纯政治化的夸张色彩，而注意趋于客观的事理分析，以至在绝大部分篇幅里，我们根本看不到以政治原则和阶级观念规范与评价问题的痕迹，这或许也是这部著作在今天仍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原因之一吧。

应学界和读者的要求，最近，《小史》又推出了修订本，台湾由丽文文化公司出版，大陆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值此旧书新出之际，我们愿以上述浅陋的评赞，表达对它的欢迎。正确与否，还请读者与作者赐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