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立论原则
《文心雕龙》的前五篇，说明全书立论原则，其间又可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系正面立论，发挥儒家正统的文艺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正纬》讨论辅经而行的纬书，《辨骚》讨论与经齐名的《楚辞》，意在区别同异，有选择地从中汲取创作上的养料。
自荀子起，原道等说已经初步建立，扬雄续作论述，理论已较详备，刘勰更著专文加以论证，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三篇文章的要点是在申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刘勰根据《易·系辞》中的学说，从宇宙形成的道理谈起，认为“道”转化成两仪〔阴、阳〕、三才〔天、地、人〕乃至万物，也就并生出华美的“文”，这种过程都是自然的体现，“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刘勰特别提出“自然”一词，目的在于反对人为的雕琢文风。
人是万物之灵，尤其是那些生知睿哲的圣人，更能“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写出精理秀彩兼备的作品。经过“夫子删述”后，古书的精华更显出光彩。五经成了后代一切文体的源头，后人必须依此写作。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
刘勰还对五经的写作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推崇备至。要说五经的表现已经尽善尽美，当然是很牵强的，但他悬此“六义”作为最高准则，则自有其用意在。书中常用这些标准衡量他要否定的作品，因而“六义”之说又是批判浮靡文风的理论武器。
刘勰很强调“文”的社会价值，《征圣》篇中分述“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道理，《原道》篇中提出文“与天地并生”，《序志》篇中说是文“实经典枝条”，刘勰的各项学说都拿儒家的教义作为根本原则，而又灌注进了时代与个人的要求。这些学说之中有维护正统的地方，但也起了反对刘宋以来的不良文风的作用。
这里还涉及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刘勰主张“通变”之说。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赞》）
他认识到：文学是在不断演变着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创新，才能取得发展。但如一味趋新而不注意继承，则又会产生流弊。《风骨》篇中说：“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刘勰强调“通”而求“变”，要在“参古定法”的前提下“望今制奇”，即在继承古代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讲求创新发展。这对继承古代经典固有强调过分之处，可也不是什么复古主义。
刘勰的著述态度也比较客观，他说：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
所谓“折衷”，就是分析同一事物矛盾着的两端，较其得失，然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融合成一种较全面的理论。处在当时文学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他既反对守旧派的一味继承，而是强调采择形式技巧上的新成就；也反对趋新派的一味雕琢，而是强调师法儒家经典的长处，保证内容方面的完善。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而
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这种方法时而带有保守或调和的缺点，但有时也能克服两派的弊端而呈现出灵活的辩证态度。
《正纬》《辨骚》两篇的写作，体现了上述原则。他把经、纬二者作了比较，证明纬书“乖道谬典，亦已甚矣”。但它“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以有批判地加以采择。他把《诗》《骚》二者也作了比较，从汉代的研究成果出发，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提出《楚辞》之中同于风雅者有四事，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异乎经典者有四事，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从四异来说，因其杂有战国“夸诞”之风，故贬之为“雅颂之博徒”；从四同来说，因其远承三代典诰之体，故褒之为“词赋之英杰”。他对《楚辞》的艺术特点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可在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却也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评价。
根据“通变”原则，刘勰提出了如下的处理意见：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 (2) ，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辨骚》）
屈原曾经“自铸伟辞”，故有“奇”与“华”的特点，只是这些新创之中还有不合经典常规的地方，在“贞”〔正〕与“实”上有所欠缺。理想的方案是：首先应该掌握雅、颂的精神，然后学习《楚辞》的文采，要使奇特的新创不流于诡奇，华美的文辞不流于浮靡；注意奇、贞〔正〕结合，华、实结合，将《诗经》与《楚辞》的优点熔于一炉，这样也就得出了两结合的光辉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