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子野和萧纲的论争

唐代以前，基本上是世族地主专政的时代，那时一切文学流派的形成与风行，都跟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和倡导有关。上述三大流派的产生与风行，都和梁氏王室密切有关。萧纲（字世缵，503—551。初封晋安王，后即帝位，谥简文）及其属下文人，如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人，顺应南朝文学注重浮艳的形势，竞相写作男女色情的宫体文学，而在声律等形式技巧上也很下功夫。《梁书·庾肩吾传》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这些人的作品表现出了梁陈时代贵族阶级的腐化堕落，因此后人常斥之为“亡国之音”。

裴子野（字几原，467—528。曾著《宋略》二十卷）的文学思想很保守，自然看不惯这种文风，因而写作《雕虫论》加以批判。他从宋明帝时叙起，认为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杂譬喻〕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显然，裴文重点并不在于责难前人，他所指斥的对象，当指萧纲一流作家，只是他有所避忌，因而不得不取指桑骂槐的手段罢了。

裴子野是根据儒家正统文学思想提出批评的，这在当时代表着守旧的倾向。《梁书》本传上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从之。”萧纲等人对此作风自然也是看不入眼的，因此也曾公然提出批评。萧纲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说：“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师裴则蔑绝其所长，唯得其所短”，故而“裴亦质不宜慕”。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萧纲反对遵循儒家的教义写作。他说：“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引）萧纲意在摆脱陈规旧矩的拘束，强调文学的特点，只是他把立身处世之道与创作活动完全割裂了开来，好像作家的道德修养和创作全然无涉，这样强调文学的特殊性，也只能把创作导入歧路。

这些流派的形成，又和各家如何对待历史传统有关。守旧派强调继承传统，趋新派则强调创新而不大讲继承。和萧纲等人关系密切、作风又一致的史学家萧子显，提出了“新变”说，反映了这一流派的看法。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延之〕、谢〔灵运〕并起，乃各擅奇；〔汤惠〕休、鲍〔照〕后出，咸亦摽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南齐书·文学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