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探讨诗歌原理的著作《原诗》
清初三大学者指责明代诗文之病，可谓义正词严，沉痛迫切，然而文坛上仍然没有多大起色，还为模拟之风所支配。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曰：“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沿宋、元之窠臼，排章俪句，支缀蹈袭，此弱病也；剽唐选之馀瀋，生吞活剥，叫号隳突，此狂病也；搜〔孟〕郊、〔贾〕岛之旁门，蝇声蚓窍，晦昧结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传染日深，膏肓之病已甚。”这样叙述诗风变迁，愤激有馀，说服力不足，因为他所指出的诗坛弊病还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些现象。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走上正路？缺乏缜密的分析和论证。
有叶燮出，用历史的观点考察文学的发展，深入探讨了创作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在理论建设上达到了新的水平。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嘉善（今浙江嘉善）人。康熙进士，官至宝应知县，被劾归。居吴县之横山，学者称为横山先生。著有《已畦集》三十卷。同郡汪琬以写作古文享大名，叶燮取他的十篇文章细加纠诘，名《汪文摘谬》，表现出很强的分析能力。他的文学理论主要见于《原诗》内、外篇中。
叶燮把文学的发展看成是自然运行的过程，他从研究文学史的角度提出问题：“诗始于《三百篇》”，一直发展到当代，“上下三千馀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这种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每一阶段的文学创作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是由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支配而不能不如此的，这就为文学上的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明代前后七子的看法与此相反，李梦阳倡言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说唐无古诗，又说陈子昂写的古诗其实不能称作古诗。这就是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而产生的偏见，因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进化的，这里既有继承的关系，又有发展的关系。举例来说：建安、黄初的诗，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从它“达情”而言，这是“因”〔继承〕；从它流为“诸体”而言，这是“创”〔创新〕：这是由于人事日繁而不得不如此的。古代事物都很简朴，后代的东西都比较精致，“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文学作品中形式和技巧的发展情况同样如此。自《尚书》中的“虞廷‘喜’‘起’”之歌起，“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这些都是由“理”“势”二者所决定的。“理”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势”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事物都为“理”“势”所支配而不断向前发展着。后人学习前代作品而又有不同，“因而实为创”，这样的继承也就是创新。唐人写作古诗，如果只去摹习汉、魏的声调字句，那只能称作汉、魏古诗，不能说是自己的古诗。唯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才有自己的成就。因此，文学史上的“健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也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生生不已。唐诗固然高妙，宋诗也有成就，后人崇唐抑宋，入主出奴，都是缺乏历史观点的一偏之见。“窃以为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后衰为论也”。这是基于历史进化观而提出的文学发展观，用来批判崇古非今的谬论，甚为有力。
叶燮的这种意见，汲取了公安派的研究成果，而“踵事增华”之说，则又继承了萧统的学说。他比前人说得更为透彻，但还不能算是他的创见。
诗歌必须创新。怎样才能创新？公安派一味强调独抒“性灵”，偏重主观的感受，立论偏颇，无法开拓宽广的诗境。叶燮则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着眼，并对二者所包孕的许多重要因素作了细致的分析。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他举草木为例，说是“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天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据此可知：“理”是事物发生的依据，“事”是事物存在的现实，“情”是事物表现的情状。客观事物无不具备这三个方面，这就表现为万事万物的千姿百态和变化无穷。明代诗文各派喜欢谈“法”，老是想用几条刻板的写作手法去穷尽诗文创作的奥秘，殊不知作为反映对象的客观世界极为繁富多样，决不是几条僵死的法所能牢笼的。这里叶燮用反映论的观点批判了前人的模式论。
叶燮反对先验的“法”，否认诗文中有这类万应良药，但并不是说创作诗文不存在“法”的问题。他要求从反映客观事物的角度去概括出“法”来。“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所谓“自然之法”，就是区别于前人的人为之法而言的。“自然之法”又可分为“死法”和“活法”。“死法”只能用来反映事物的常态，例如脸上耳、目、口、鼻的位置，这是人人都能看得到讲得出的，叶燮称之为“定位”。但世上还有“美之绝世独立”者，尽管五官位置与常人无异，而自有一种超乎形迹的风流体态，这就得讲求“活法”了，叶燮把这称之为“虚名”。“虚”是相对于实而言的，它要求诗人“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正如下文所说的，“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不可为无者，初学能言之；不可为有者，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
叶燮所以创造“定位”“虚名”这一对概念，从反映对象而言，是要求区分开事物的常态和变化；从文学创作而言，则是维护诗歌的美学特点，批判执而不化的写作程式。“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这说明叶燮追求的诗歌境界超出于事物的形迹表象，它要离“实”就“虚”，呈现出文学作品虽出之于虚构而更为真实可信的艺术特点。“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则又提出了诗歌“虚”中有实的美学特点。这里阐述了诗人的构思特点。它超越于事物的具体形态，不用理性的陈述而具有完美的思想深度，似乎排除了逻辑思维的参与，然而依靠形象思维的特殊方式却达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塑造的形象超越于形似而达到了神似的境界。
他举杜甫的许多诗歌作说明。《摩诃池泛舟作》中有句曰“高城秋自落”，“秋”不能自“高城”而落，“理”“事”俱似不通，然而细细体会，又觉得“理与事俱不可易”。这类有关诗歌的形象特点的阐述都是精到而富于启发性的。但他为了强调“虚名”的重要意义，有时把诗歌的特点说得过于玄虚，而对“定位”的重要性又过分加以压抑，则是理论上的不足之处。因为“虚名”有赖于“定位”，只有在“定位”的基础上提高到“虚名”，才是可信的提高，否则诗歌创作仍会重犯“独抒性灵”者“不拘格套”而出现的弊病。
以上是就创作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方面而言的。从诗人本身来说，其水平的高下，又为“才、胆、识、力”四项条件所决定。
叶燮曾经分析过四者的重要性。“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人的“才”似乎是先天的，但它为“识”“胆”所决定，“唯胆能生才”，“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所以“才”也为后天的因素所支配。
四者之中，“识”最重要。“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识”对具体事物的理、事、情而言，是指观察，表现为对客观世界的分析、判断和鉴别、取舍的能力；对诗学原理的探讨而言，是指见解，这就是思想水平高下的问题了。观察外物，“其道宜如《大学》之始于格物”，这样就能提高见解。见解一高，“胆”也壮了，“才”也外现了，于是又落实到“力”上。“力”指诗人的创造力。叶燮重创新，凡能开辟一代诗风的人，都曾详加论列。唐诗重杜甫，宋诗重苏轼，而“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苏、王〔安石〕、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大约就是看到了韩愈“以文为诗”而导致宋诗的形成和成长，目光是敏锐的，说明他对文学上的变迁递嬗确有研究。叶燮对韩愈的创造力持赞赏的态度，但对受“以文为诗”的影响而产生的流弊却缺少应有的叙述。
这些观点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论学主识，当然是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新唐书》本传上载其语曰：“史有三长，才、学、识。”对后代影响很大。但形成叶氏这种观点的直接源头，应当是前代的理论遗产。《续藏书》卷十二《席书传》载其选学子事王阳明为师事，李贽评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识已足盖当世矣。……然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则亦未敢遽排众好，夺时论，而遂归依龙场，以驿丞为师也。”他在《焚书·二十分识》中又指出“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袁中道《妙高山法寺碑》载李贽评袁宏道“真英灵男子”，“盖谓其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说明叶燮的文学理论确曾受到李贽和公安派的很大影响。
叶燮还对创作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从“理、事、情”来说，“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气”是唯物主义者经常用来指称物质本体的一个概念，叶燮以为它是事物的“理、事、情”之本，说明他的理论奠基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之上。从诗人的主观方面来说，叶燮强调的是胸襟，胸襟指诗人的修养和抱负，这又是由“才、胆、识、力”所决定的。胸襟可由后天的各种条件形成。它的理论之所以突过前人，就在于摆脱了前人论述抒情诗时偏重主观的缺点，而把理论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先验和武断，具有若干辩证法的因素。
叶燮克服了就诗论诗的局限，分析了诗人创新的主客观因素，细密详备，自成体系，取得了不少新收获。
叶燮以名位低下之故，声名远逊于同时之王士禛，然而王氏对其诗论颇为尊重，以为能独立起衰。沈德潜是叶燮的弟子。他的个别论点曾受叶氏的影响，如重视“识”，强调“第一等胸襟”……这是承袭师说的地方；但他转而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道路，则与叶氏主张发展的学说正相反对。由于清初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三人的学说呈示出各不相同的面貌。今为叙述上的方便，先把叶氏之说介绍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