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增长：电视剧产量的变化
柯武刚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按常规，由一个共同体共享的基本价值系统及其元规则是相对稳定的，这有利于较为稳定的制度演化；毕竟，新制度要使人们付出学习成本，并可能在转型期导致协调不良，新规则因无法在自愿遵循者上达到一个临界多数，从而不足以在共同体中得到普遍认可。[31]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电视剧事业系统具有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事业向产业的转型必然由于巨大的惯性充满阻力，新规则的生存空间严重不足。尽管电视剧产业发展的政策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普遍认可，但是，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使得政策具有强大的效力，在斗争和妥协中，电视剧产业属性的确立最稳妥的方式是渐进式的变迁，而电视剧必然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其产品属性和整个行业的产业化才能在重重阻力中找到突破口。因此，电视剧政策目标的实现率先在电视剧产量上得到显现。
表2.2 全国电视剧产量表[32]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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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2可以发现，从电视剧诞生到2009年，我国电视剧制作数量整体呈递增趋势，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数量扩张阶段；2009年之后，电视剧制作数量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每年500部左右的水平，这一时期是由数量向质量理性转型的时期。
2009年之所以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从2003年开始截止到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14.2%。2008年和2009年，这一数据分别是9.7%和9.4%，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电视剧行业出现了融资困难，许多影视公司被迫开源节流，将资源放在重点项目的运作上，那些市场预期不高的作品要么被暂时搁置，要么直接搁浅，甚至一些已经上马的项目面对资金周转困境而被强行砍掉。为了降低风险，电视台加强了电视剧播前评估，同时各大卫视减少独播剧比例，广泛采用“联播”的形式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比如刘晓庆主演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同时在四川卫视、湖北卫视、安徽卫视和福建东南台四家卫视播出；后黄金时间的午夜档甚至出现了《浪漫满屋》六家卫视同时播出的情况。
第二，中国电视剧经历了十几年市场化、产业化的探索和发展，无论从整体规模、经营状况还是发展趋势来看，已经成为产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一线卫视（湖南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和北京卫视）和央视一道，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产业格局。与相对稳定的电视产业结构相对的是，电视剧初步形成了包括创作、生产、购销和消费四个主要环节在内的含发行、播出，观众和广告主等多方参与的基本完整的产业链格局。电视台每年播出的市场基本稳定，每年消耗的电视剧集数保持在8 000集左右，因此对于供大于求的电视剧市场来说，质量是比电视剧数量更加稀缺和宝贵的市场资源。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倒逼下，电视剧市场进入内容品质竞争助推产业加速升级的新阶段。
在整个电视剧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用“三增一减”来描述政策规制对电视剧数量的直接影响——数量扩张阶段，电视剧数量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增长，分别是1980年、1984年和2004年，增长速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数量向质量转型阶段，以2014年为节点，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数量下降。
从1958年中国电视剧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电视剧年平均产量相对较少，但在电影业和剧院对电视台的支持下，基本能满足电视台的日常播出需求。然而到了1979年6、7月，由于电视挤占了电影的生存空间，电影的上座率逐年下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断然停止向电视台供应新故事影片，不少剧团也随之提高了对电视台录制新戏的收费标准，电视台面临着断粮绝炊的危机。1979年8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提出电视剧制作简便、周期短、花费少，能有效填补由电影供应短缺造成的大段时间空缺。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自力更生，大办电视剧”的政策，电视行业集中力量生产电视剧，全国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电视剧制作队伍。随着电视剧制作机构的快速增加，电视剧制作规模不断扩大，电视剧对电视台的供给量猛增。由此，也就出现了1979年只有14部电视剧，而到了1980年，中国电视剧数量首次出现了跳跃式发展的转折。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四级办电视”的政策出台，第二次数量激增时期到来。中央、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全面铺开，彻底改变了原来中央和省（区、市）两级办电视的事业格局，使中国电视事业结构向多级办台转变。电视台数量的增长最直接的影响是电视剧年产量的增加。从1983年的291部到1990年的1 205部，七年的时间，电视剧的产量（部）增长了314%。在电视剧的集数上的增长更加明显，单部电视剧的集数也越来越多，由1983年的502集增加到1990年的5 224集，足足增长了941%。[33]在政策的强烈刺激下，我国电视剧产量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至此，电视剧从“长度”和“连续性”两个方面显示出了区别于电影的美学趣味，作为独立艺术形态被学界和业界所接受，这也为质量升级时期精品电视剧的流行埋下了理论和实践的种子。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弊端集体爆发，整个国有资本处在破产的边缘。在此条件下，国有资本急需请求外部援助来摆脱难堪的局面。外国资本和本国私有资本成为国有资本的选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从官方层面肯定了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资本观望的对象，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国有资本迅速地选择了外国资本，一时间，相关实体经济被激活。
1995年9月1日，广电部颁布第16号令《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单独或与境内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境内合作设立、经营影视制作经营机构”，[34]对电视的准入门槛进行了界定。
2001年，中办17号文《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鼓励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内部融资，并明确提出电视剧制作可以吸收国内非公有资本和外资，电视行业的资本开始多元化。2003年，中办21号文《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意见》积极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所有非新闻宣传类电视节目领域。此后，政策开始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制作领域，中国民营电视企业终于有了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国家对电视剧市场中私营资本的市场准入是在转变体制机制中释放市场活力，是电视剧产业化探索向纵深迈进的关键一步，也是数量增长阶段的最后一次电视剧数量的冲顶。
2009年以后，我国电视剧产量进入相对稳定期，这一时期全国电视剧制作数量基本在500部左右。规模效应已经无法满足电视剧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保质保量”成为这一时期最核心的产业发展关键词。2015年1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一剧两星”政策开始实施，[35]电视剧制作数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4年全国电视剧制作数量为429部，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变为330部，两年的时间电视剧数量整整减少了100部，2017年降到310部。2019年，我国电视剧制作数量甚至降到了转型时期的历史新低254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电视剧制作发行部数更是同比下降20.47%。从“一剧四星”到“一剧两星”的转变意味着以前共同分担电视剧购买成本的电视台由四家变为两家，这就必然导致电视台对电视剧更加严格和谨慎的审核和筛选，进入一线卫视播出的电视剧的门槛增高。电视剧制作机构要想获得一线卫视的青睐，只能通过提高电视剧质量来实现，而不能一味通过数量扩张来达到收益的增加。
产业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规模化和专业化，我国电视剧的产业化进程也是遵循着先规模化后专业化，再规模化专业化协同发展的演进逻辑。在电视剧政策的规制下，电视剧行业的要素和多元参与者逐渐多样起来，这就使电视剧政策制定模型中的“输入”部分更加多元，输入和输出之间互动带来的行业发展新需求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其结果是在对电视剧政策的制定更加合理，对产业的调控更加科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然而，我国电视剧产业化进程中，政策对电视剧的规制作用几乎是主导型的，市场在电视剧的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影响极其有限。比如上文提到的“一剧两星”政策，尽管客观上丰富了电视荧屏，摆脱了千台一面的同质化局面，但是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电视剧供给的产业格局：头部的电视剧作品和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作品两极分化严重，中间品质的作品在两者的夹缝中求生存。精品剧的数量在提升，并被财力雄厚的一线卫视抢购；那些规模较小，制作能力不强的电视剧制作公司根本没有机会和资源打造出头部爆款，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通过降低电视剧质量，生产粗制滥造的作品来迎合竞争力不强的三四线卫视的播出需要。这就与电视剧政策制定的初衷背道而驰，电视剧行业中这一泥沙俱下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