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供给的结构性差异
中国电视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条件密切相关。从总体来看，电视剧的主要社会功能和角色大致经历了“政治角色”“政治与文化启蒙角色”“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角色”和“分众个性化展示角色”。[36]电视剧的社会角色从宏观层面规定了不同时期电视剧的结构性差异，而这种结构差异大多是通过政策规制实现有效约束的。
裴开瑞（Chris Berry）认为类型是一种艺术观念和表达手段相对集中化的一种处理方式。[37]电视剧题材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定的模式特征，电视剧类型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人物形象、叙事结构、影像构图、深层心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此，本质上电视剧的类型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演进，会呈现出特定的时代性。而题材“是文艺作品的内容要素之一，即作品描写的、体现主题思想的一定社会、历史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它来源于社会生活，是作者对生活素材经过选择、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38]由此可见，电视剧题材偏向于对拍摄事件的取舍，电视剧类型则更多考虑如何表达和加工选择的事件。政策的扶植意味着某种电视剧题材和类型在某段时期内会占据主流，相反，政策的否定可能直接让一种电视剧类型和题材从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消失，从而决定了电视剧的组成结构变化。
1.电视剧题材的变化
电视剧初创时期，[39]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当时复杂的阶级、观念、经济状况，将全国人民统一在党中央周围成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稳定政治局面，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首要目标。这一时期的电视剧突出表现为政治艺术化的产物，电视剧政策目标与国家的政治目标完全贴合。诸如《一口菜饼子》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忆苦思甜”的号召；《养猪姑娘》《桃园女儿嫁窝棚》《家庭问题》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鼓励人们转变观念，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生活的赞歌》《新的一代》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和光明；还有《青春曲》《长发妹》《真正的帮助》《小马克捡了个钱包》一批反映新的时代价值和社会风气的作品陆续出现。
这一时期专门为电视剧而设立的政策还未出现，电视剧的发展受制于国家政治目标，因此该时期的电视剧作品大多选取新社会建立后的积极变化和现象，用社会的光明面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积极乐观、勇于进取的生活态度。同时，一批新时代的优秀人物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比如《焦裕禄》《党救活了他》，这些真人真事以艺术化呈现的方式建立起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电视剧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达到统一人民思想、营造社会舆论、树立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尽管电视剧的商品属性开始显露，但是电视剧的文化属性依然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电视剧政策规制，无处不体现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点：政治上，文化产品是思想观念形成的成果，为政治服务；经济上，生产和创作完全为了满足自身需求，交换属性不强；文化上，文化启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1985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要把端正电影、电视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创作指导思想放在第一位，电影、电视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标准，企业经营也要以效益为最高准则。[40]在这样的政策规制下，电视剧的精神、文化、政治价值远远大于其商品价值。这一时期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青春无悔》《穷街》《一个叫许淑娴的人》《刘山子的喜怒哀乐》《唢呐在金风中吹响》《生活的漩流》《大年初一》《葛掌柜》《野店》等代表作品清晰地呈现了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与道德取向。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电视划入第三产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
这一系列与“产业”相关的政策出台，意味着电视剧的文化产品属性获得官方确认。由此，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从平凡世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其中最为轰动一时的作品当属1990年播出的《渴望》，许多艺术家都认为《渴望》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了《渴望》本身。车尼尔雪夫斯基说过：“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只有那些和社会的要求保持活的联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艺术中的每一种，只有当他的发展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41]《渴望》中刘慧芳的善良、舍己为人的情操和真挚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在文化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依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她的宽厚、真诚、奉献极易引起广大观众的情感共振。只有那些贴近百姓生活，深入百姓心灵，颂扬美好感情的电视剧，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闪烁夺目的光彩。所以究其根源，是时代呼唤刘慧芳式人物的出现，即使没有“刘慧芳”，也会出现“李慧芳”“王慧芳”。
大众文化带来的复制、消费、解构，使得本雅明所谓的“灵光”逐渐消失，娱乐和观赏性成了“人性”回归的一体多面的另外一面。2008年播出的《丑女无敌》是娱乐至上时代的典型之作。这部翻拍自美剧《丑女贝蒂》的“山寨”电视剧尽管受到来自观众的无数吐槽，但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收视率，湖南卫视因此引领了“山寨剧”的浪潮。一边是排山倒海的吐槽，一边却是收视率的节节攀升，这种收视和风评倒挂的现象实则反映了大众文化的深入人心。观众普泛化审美能力的提升，亟须把所得经验在电视剧身上验证。电视剧所营造的猎奇、雷人的景观环境让观众获得了“窥视”的可能，比如林无敌第一次收到男生的邀请后，既惊喜又矛盾的心理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快感”，观众迫切想知道故事的结局。无论是哪种结局（约会成功和约会失败）观众都可以在自己的经验范畴内找到合理的答案，然后通过经验的验证以及上帝视角带来的全知全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大众文化的遍地开花使得电视剧市场化运作渗透到各个环节，如前期的投资市场化、后期的广告和版权交易，电视剧已经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方向发展。《爱你没商量》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出售电视剧的播映权；《北京人在纽约》在生产环节吸收商业贷款。此外，社会资金参与制作领域、双准入生产控制系统成形、内容生产和播出管理调控、统一购销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发行数量的增加等一系列政策规制重新塑造着电视剧的产业格局，产业探索向纵深迈进。
2.电视剧类型的变化
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发展中两股最重要的势力，相对应地，国产电视剧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主旋律类型化和商业类型化两条发展道路并存的局面。
主流文化是国家领导主体倡导的文化，它是中国目前最有力、在文化和行政领域占有最多资源的文化形态。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主流文化坚持一元论真理观，认为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与之相应的是主旋律电视剧，这一类型的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习惯性地将人物做单一化的处理，标签意味比较明显，人物服务于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功能性较强。
大众文化对电视剧类型的塑造更多体现在对大众文化趣味和审美习惯的迎合上，相较于主流文化影响下单一的主旋律类型，这一类型显示出更加明显的无序性、杂乱性和流动性。从制作层面来讲，这一类型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以迎合最广大观众群体复杂多元的喜好为标准，以收回成本和获得利润为最终目标；在处理电视剧与现实的关系上，这一类型体现出虚拟、现实和戏说并存的特征；在视听语言方面，重视可传达性、情节性和叙事性，通过非权威性、华丽的甚至奇观化的镜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参与热情，在与观众的不断交流中把握观众的视听习惯。
我国电视剧的类型化是伴随着经济成分中非公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会改变电视剧的外在样貌，电视剧娱乐、游戏功能的张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削弱。从党和国家对文艺的一贯态度来看，意识形态属性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退。笔者认为，被削弱的仅仅是与计划经济相伴相生的单一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
1993年年度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提出电视剧要贯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指导方针，要求“电视剧工作者明确电视剧创作思想，坚持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并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重，突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个主旋律；提倡发展多样性，不断开拓新题材，发展新风格，创造新样式，做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42]
2007年1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司的领导在电视剧市场合作研讨会上讲道，2007年将是电视剧质量年，要求各个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里必须播放主旋律电视剧，上星频道将实行“四审”制度。[43]同年，十七大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2015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指出：“文艺工作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4]
2017年，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要求“编制2017—2021年电视剧创作生产规划，推出一大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佳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重扶持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农村题材，着重扶持原创，着重扶持计划在重要时间节点播出的选题项目，形成价值内涵和艺术品格相统一的优秀剧本遴选、资助、推介机制”。[45]
2019年9月11日，国务院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准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鼓励创作、生产、传播优秀扶贫节目，并重点推出了70余部优秀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营造氛围。
2020年7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召开全国广电系统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调度抗战题材、抗美援朝题材、抗疫题材电视剧的播出工作。会议对相关题材电视剧播出提出相关要求。7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重点广播电视节目、纪录片、动画片创作播出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广播电视制作播出机构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围绕主题主线，加快推进重点作品创作，加大相关作品编排播出力度，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进一步营造良好氛围。[46]
通过以上政策轨迹可以看出，无论是电视剧的类型还是题材，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特定时代的具体国情与人民精神面貌。尤其全球受新冠疫情影响后，众多创作人员都致力于在文艺剧集中表现国家与人民的真实生活景象。电视剧政策规制倾向于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类型电视剧相结合，是以一定程度上向大众文化妥协的方式来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理性转型之路。对此，可以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辩证看待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合流这一现象。
为了回答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发动暴力革命的问题，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他认为工人阶级不愿意革命是因为其思想意识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控制。本内特将这一启示称作“转向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不是通过硬性灌输或者控制得到的，而是各个利益集团在对话和妥协中得到的。文化领导权并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电视剧政策规制下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流，一方面提高了商业电视剧类型在我国的地位，使其获得了更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发展速度在政策的庇护下开始加快；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得以以一种更为通俗生动且深入人心的形式传输至受众之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深度融合，使得电视剧对意识形态的表达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中心渐隐、多元主体共建、风格多样的状貌。从产业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则表现为电视剧类型的不断丰富、不断细化和不断融合。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电视剧看成是公众意愿形成的过程、一个意见交换的领域，如同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正是公众的自由参与重新塑造着电视剧类型创作样态。
早期，主旋律类型电视剧大多以20世纪中国革命为历史背景，描写革命年代领导人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经历。随着主旋律电视剧类型的不断丰富，出现了更多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重大事件的主旋律电视剧类型。在人物的选择上，经历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人物、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年代普通人的变化历程，这与前文提到的政策导向下主旋律电视剧类型向大众文化靠拢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对大众文化的迎合使得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不仅描写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同时创作者还将视角转向虚构的历史人物，将虚构的历史人物放置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作品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爱。比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等。近年来，主旋律电视剧类型开始重视“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合理搭配带来的收视效果。“扁平人物”特点是明显而单一，“圆形人物”更加真实立体，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人物类型和处理方式，一方面可以清晰准确地夹带意识形态的标签；另一方面可以在“圆形人物”的多元中使观众找到与剧中人物互动的机会。不仅如此，两种人物形象的共存、长期培养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参与热情，最终促使作品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中隐蔽传达意识形态。比如2017年的爆款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侯亮平和祁同伟就分别代表以上两种角色，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在我国电视剧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剧，也在政策的规制下实现了新的突破。早期，我国历史剧更多展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比如1993年播出的《唐太宗李世民》和1997年播出的《雍正王朝》，重在歌颂英明君主的文治武功。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电视剧类型，《闯关东》开拓了以平民经历反映民族发展的文化和历史视角。[47]人民群众在历史电视剧中成为叙事的主角，无论从宏观视角还是从微观视角，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一类型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近年来，尽管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剧数量依旧可观，但是对帝王将相的平民化展现逐渐成为主流，帝王将相被创作者们放平了视角，添加了更多烟火气和市井气，改变了以前的家国视角，较好地兼顾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2018年暑期大热的《延禧攻略》，乾隆皇帝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为“大猪蹄子”，一向严肃的历史剧被添加了更多的大众审美趣味。
总体来说，政策、商业的双重导向通过影响电视剧题材和类型的选取与繁荣状况，进而决定着电视剧自身结构形态的发展。一部分被政策和商业因素共同青睐，在电视剧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更新，获得了更好的创作经验与市场效应，相应地，另一部分不被主流与市场认同的类型作品，逐渐丧失在公众视野曝光的机会，从而生产趋近于无。在两者的推拉之中，形成了当前的电视剧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