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电视台生产力弱化，陷入供给困境

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我国日均电视观众到达率为68.4%，而该指标在2017年上半年已下滑至57.1%。^[1]这5年间，人均收视时长不断缩水，其中35～54岁的中年观众群体的收视数据下跌尤为明显。与2015年相比，2016年下半年全国电视媒体晚间收视率持续负增长，同比跌幅甚至突破10个百分点。^[2]2019年上半年，我国有线电视用户总量净减少385.6万户，降至2.19亿户，有线电视在中国家庭电视收视市场的份额降至49.02%。^[3]显然，电视观众的总体规模在逐年缩小，青少年和中年观众也正在逐渐流失，开机率和收视率下降已然不是新鲜的话题，传统有线电视的影响力正在加速弱化。

供需不平衡是传统电视台影响弱化的主要原因。就电视剧总产量而言，近年来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2006年至2014年，全国电视剧产量均达400部以上，甚至某些年份电视剧产量高达500部，但是只有部分电视剧能够真正播出。例如，2012年我国电视剧总产量为506部，而当年播出的只有391部，^[4]有效播出比例只占全年总产量的77.3%，相当于该年电视剧行业的投入资金有近1/4化为泡沫。而审批通过得以正常播出的电视剧中也不乏平淡无奇之作，只有少量优质作品能够在黄金时段播出，并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青睐。正是因为精品电视剧的有效供给远不达标，导致电视台互相之间的版权与收视竞争愈演愈烈，多个上星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同时播出同一电视剧的情况屡见不鲜，超级热播剧往往能够持久霸屏。例如2012年的热播大剧《甄嬛传》在安徽卫视、东方卫视同步首播，之后在黑龙江卫视、重庆卫视、东南卫视、河北卫视等多个地方电视台多次重播，直接体现了市场对优秀剧目的急切需求，但也从根本上反映出精品电视剧的匮乏。在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下，各电视台“闻风而动”，对当下观众喜爱的电视剧题材进行“深挖硬造”，导致同一时期内电视剧的类型化和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例如在2000—2003年期间，警匪、刑侦、涉案类电视剧在大陆尤为盛产，《重案六组》《公安局长》系列剧成为该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堪称内地同类型剧之最。同时期内，《插翅难逃》《黑洞》《黑冰》等相似题材电视剧在各大卫视相继播出，根据真实犯罪故事改编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黑白大搏斗》《红楼背后》等也一度成为观众耳熟能详的热门剧目，短时间内国产警匪涉案剧高密度聚集，体现了当时我国电视剧产业的过度集中与市场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电视剧类型单一与多样化内容的缺失无法满足观众的动态期待，以至于观众逐渐审美疲劳。可以说，电视台供给与观众多样化需求的错位与不匹配，导致口碑不断下滑的恶性循环，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了电视剧的供给改革。

当然，电视台作为事业单位，本身存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诸多顾虑，其制作、播出、运营都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风险，因此在创作和选择自主性上有较多的限制和侧重点，更多地倾向于支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文艺作品，例如在2017年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在“繁荣艺术创作生产”部分中提道：“……抓好现实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青少年题材、军事题材等的创作生产……”^[5]在国家重大节日活动筹备期间，相关主题的艺术创作更可能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而电视台的国营性质也意味着，其资金投入和收益产出都受到国家的监管，其荣誉和成果都属于国家和集体。改革开放前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电视剧实行计划生产，由政府部门无偿提供资金或者由社会企业赞助拍摄，电视台利用播出平台优势在行业内形成了高度垄断的买方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业者个人受利益驱动并不明显，业外资本也存在很大的进入障碍，所以在创新上也较难迈步。这些电视台的固有属性，构成了其影响弱化的部分原因。就另一层面而言，新媒体在互联网羽翼下飞速成长，无疑为传统媒体发起了沉痛一击，可以说传统电视台影响弱化是一种必然的物理性结果。而电视剧作为电视台的主要节目形式和主要创收支柱之一，自然会首当其冲，遭受市场更加严酷的考验。再者，民营资本介入中国电视剧生产投资，促使传统电视台转型，电视台生产权力下放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电视剧行业的格局，民营影视制作公司作为一股积极力量，推动了电视剧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