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夜永衾寒

浣溪沙

“人间词”大部分作于1903年到1907年之间。这段时间里王国维先是在南通、苏州、上海，后来又到了北京，大半时间作客在他乡。这首词属《甲稿》，从“夜永衾寒”“带霜宫阙”等用词来看，当写于秋冬之时。王国维1906年春天随罗振玉初到北京，而《甲稿》发表于1906年4月，所以从时间上看这首词不会是在北京所写。

王国维可能有失眠之症，因为他常常在词里写到夜中不能成眠的情景。“夜永衾寒梦不成。当轩减尽半天星”就是写在寒冷的长夜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眼看着窗外天空的星星越来越少，最后都消失在熹微的曙光里，接着太阳就升起来了。“带霜宫阙”的“宫阙”，不一定就是京城的宫阙。苏州也有不少宫殿式建筑，王国维在苏州写的《八声甘州》中就有“参差宫阙，风展旌旟（yú）”的句子，这首词也可能就是在苏州时所写。

“客里欢娱和睡减，年来哀乐与词增”是写自己身体、精神和写作的近况。年轻人喜欢外出，不懂得想家，纵然长年在外不归也是欢娱多而忧愁少；人到中年家庭负担重，工作压力大，客居在外总是欢娱少而忧愁多。另外，从医学上说，小孩子和年轻人睡眠最多，中年人睡眠渐少，老年人睡眠最少。说自己在客居生活中所感到的欢娱越来越少，同时自己的睡眠也越来越少，这实际上是在慨叹自己正在老去，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如以前了。“哀乐”这个词语还有一个出处，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谢安对王羲之说：“我自从中年以来内心特别容易受到喜怒哀乐感情的触动，就连和亲友离别这样的小事，过后都会有好几天心里觉得不舒服。”王羲之劝他说：“人的年岁大了自然会这样，你要多听些音乐来娱乐排解，不要让年轻人也因此不快乐。”谢安隐居东山时是何等潇洒飘逸，出山后才遇到了许多危险和烦恼，方其在桓温座上谈笑自若和在围棋桌上接到报捷文书的时候，心中未尝没有惊慌或喜悦的强烈触动，只不过他自己能够抑制得住而已。可是要知道，越是这样的人，感情对他的触动越强烈，那“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正是谢安内心真正感情的自供。王国维似乎也是这种性格的人。他说“叹沉沉人海，不与慰羁孤”（《八声甘州》），他说“纵有恨，都无啼处”（《祝英台近》），那是因为在客中既没有人了解他也没有人宽慰他，他的那些羁旅忧伤和离别哀怨都只能够寄托于词，所以是“年来哀乐与词增”。不然的话，在那些客舍难眠的长夜“更缘何物遣孤灯”——还能凭借什么来排遣孤灯下的寂寞？

王国维是一个非常执着于人世间喜怒悲欢的人，他的词尤其以感情的深与真见长。这首小词，其实也就是他对自己写词缘由的自述。但是在古代，词的地位低于诗，写词算不上什么成就，晚唐温庭筠、北宋柳永等大词家都曾因写词而被人轻视。所以这“客里欢娱和睡减，年来哀乐与词增”两句中，既有慨叹又有忧伤，既是自述又是自嘲，感情和用意深婉而悲哀，颇耐读者品味。

辑评

萧艾　一九〇六年在京作。

陈邦炎　另方面，静安词中又常常叹时间之难遣，如：（下举《浣溪沙·掩卷平生》下片、《浣溪沙·已落芙蓉》下片及本词下片从略）这些词句，或恨昼长，或怨夜永，正如李清照所说的“薄雾浓云愁永昼”（《醉花阴》）、周邦彦所说的“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关河令》）。而最令人无可奈何的是这个在主观上漫漫无边的长昼与永夜，既不是“随例弄丹铅”所能消磨，也不是“歌词”与“书卷”所能排遣。这里，时间为物，在词人的感受中，既恨其难留，又苦其难遣；既恨其短促，又苦其漫长。这一矛盾，更不能不使好思如静安者陷入困惑之中。（《论静安词》）

陈永正　静安忧郁的天性，随时表现于词中。词人认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使他从寂寞和痛苦中暂时解脱出来。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使他“超然于利害之外”，“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他是“为己”而创作的。1906年春初在京作。（《校注》）

陈鸿祥　词云“年来哀乐与词增”，“更缘何物遣孤灯”，殆即词《序》所云“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赏古人之作，吟人间新词。以词自娱，“娱”中哀乐，尽在“孤灯”中，可谓“言近而指远”。（《注评》）(https://www.daowen.com)

佛雏　拟系于1904—1905年。

钱剑平　（系于1905年）

祖保泉　据“年来哀乐”和“带霜宫阙”云云，可断定此词作于1905年秋，在苏州。按：“宫阙”实指苏州师范学堂隔壁的苏州文庙（宫殿式建筑）……王氏在苏州所写的词，抒发忧郁之情的多；又因罗振玉在校境内动工建别墅事惹起江苏人反对，波及王氏，故有“年来哀乐与词增”云。（《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