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胞族，象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祖先。”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3。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郎歇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审判的和行政的权力。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造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象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基本方言相同的部落才结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bul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首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俄涅西俄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4。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当时必须遵守的决定5，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尼刻斯的尸体则让狗吃掉。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人民大会（agora）。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问题；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见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6）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迹”），
“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执行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
原来，当部落中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或者在判断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阿谀逢迎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7：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领袖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给加了绅士的风味；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整个说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虽然已经规定得很充分，但不是十二分地明确’。
大概，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看来，也是已经充分地尽管不是十二分明确地失掉了任何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世袭的。在递补遗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末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承认继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中间所看到的，是氏族内部的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因此，可以推想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象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须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8：多头制是不好的，应该有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9，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是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欧迈俄斯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10（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摩多科斯11。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与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这样，把“巴赛勒斯”一词译成德语的《König》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önig》（Kuning）是由Kuni、Künne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巴赛勒斯”跟现代意义的《König》（国王）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eia很确定地叫做12patrik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亚里士多德也说13，英雄时代的basileia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3]。
*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χοίρανος）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8—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