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唯物主义
我们已经提到过125，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的凑巧。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
曾经直接受教于洛克和在法国解释洛克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完全有权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加以抛弃。他公开驳斥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
他在他的著作《关于人类知识的起源的经验》中发展了洛克的观点，他证明，经验和习惯的事情不仅是灵魂，而且是感觉，不仅是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是感性知觉的艺术。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的只有折衷主义哲学。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是与这两个民族的区别相适应的。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给它以过去所没有的气概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根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以此受到黑格尔赞许126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和莱布尼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来叙述沃尔涅、杜毕伊、狄德罗等人以及重农学派的观点。德国人只是在他们自己同思辨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以后，才觉察出这种对立的。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以及从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环境所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他们加以评论。对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是洛克的英国早期学生之一孟德维尔对恶习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然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是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象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来加以发展。
鲍威尔先生或批判127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给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搜罗材料的呢？
（一） 黑格尔的《哲学史》128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实现，这无论如何总比“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理智得多。
（二） 鲍威尔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知道，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诺莎学派。如果他现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作里发现，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是对同一个基本原则持不同理解的两个派别，那末他就会得出结论说，斯宾诺莎有两个在其体系的真谛方面互相争辩的学派。鲍威尔先生满可以在黑格尔的《现象学》129中找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段说明。现在就把它抄在下面：
“启蒙运动内部在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把没有任何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的存在……另一派却把它叫做为物质……可是，二者都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结构的出发点各不相同。”（黑格尔：《现象学》，第420、421、422页）
（三） 最后，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过渡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成为“浪漫精神”的财产。《哈雷年鉴》130当时也曾做过类似的论断。
但是，“精神”无论如何总得给它的“敌人”唯物主义注定一种“愚钝的命运”。
注释。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十八世纪的哲学跟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和批判的批判相反，我们在这里只要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一） 爱尔维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道学家们至今还没有获得任何的成就。因为要拔除产生恶习的根子，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讨厌丈夫，她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那末道德就不过是一门空洞的学问而已。”——“一个人如果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无动于中，另一方面却对私生活中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是伪善的道德学家。”——“人们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恶的，但是他们却生而有能力成为善人或恶人，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离开。”——“如果公民们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除了疯子以外就根本不会有犯罪的人。”（《精神论》，1882年，巴黎第1卷，第117、240、241、249、251、339和399页）——爱尔维修认为，教育（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见上引书第390页）能培养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那末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根本改变人的意识：“只有当人民对旧的法律和习俗的愚昧的尊敬减弱时，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上引书第260页），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只有消灭了无知，“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二） 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驱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社会体系》，1882年，巴黎，第1卷，第80、112页）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76页）。“真正的道德也象真正的政治一样，其目的是力求使人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凡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的、无意义的、反常的道德。”（第116页）“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美德不外就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利益。”（第77页）“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美德不外是传送幸福。”（第118页）“宗教的道德从来也没有能把死人变成比较有社会性的人。”（第36页）
（三） 边沁。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象其他一切入一样，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229、2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