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你们记得，首先告发流亡者并挑唆外国列强要求驱逐他们出境的就是《泰晤士报》。当它确信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将在下院遭到否决而使内阁蒙受耻辱的时候，它便突然花言巧语地高唱为了保护避难权它（当然罗！）决心作任何牺牲。最后，在上院的议员大人们彼此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它为了犒劳它的崇高公民道德，便在3月5日的社论中迸发出恶毒的攻击：

“在许多大陆国家中，人们都认为，我们很高兴我们有一个豢养流亡者、豢养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的各国暴徒的场所……那些对英国有他们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同胞这一点表示抗议的外国作家是不是以为，在我国流亡者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我们要消除他们的误解。这一类可怜的人大部分过着贫困和悲惨的生活，吃的是异乡的含着苦味的面包，而且被这个大城市的混浊浪涛所吞没的他们能得到这种面包还算是好的……对他们的惩罚是一种最残酷的放逐。”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说得很对：英国是个出色的国家，问题是要不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亚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预告他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你将懂得

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

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79

幸运的但丁！他也是“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可怜的一类的人”，但是他没有受到敌人的象《泰晤士报》的无谓社论这样的攻击！《泰晤士报》则更幸运了！它逃脱了但丁在“地狱”里给它“预备下的席位”。

马克思：《〈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28—629页。